编者按：《云南读本》（陈友康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2009年重印，编者系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进云南省委副主委）是汇集云南历史上短篇经典文本的第一部著作。作者以极为严肃的态度、以敬畏之心来对待乡贤和寓居云南的外乡人的文化创造和精神成果，进行认真的遴选和用心的解读，阐扬云南文化，焕发金碧光彩，彰显人类的尊严和精神的魅力。本文节选自《云南读本》导论第二部分。

云南文化•云南人物•云南精神
——《云南读本》导论

陈友康

二  云南人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自觉

       作为一个学术范畴，“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1992年提出的，其后费先生对它着力加以丰富和深化。由于这一范畴为不同文化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提供了理论支点，具有巨大现实意义，所以它迅速为学术界接受并被不断阐释、深化和运用，成为当代我国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它并不始自当代。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会产生对自身的认识，思考自身的发展，这就是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往往在文化交流、碰撞中得到强化。交流才能产生比较，比较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优劣短长和现实处境。云南本土文化就是在与内地文化、国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不断获得自我意识的。

云南古代青铜器的杰作、国之瑰宝牛虎铜案

       云南的文化自觉在明清时期开始萌芽、成长。元世祖统一云南，云南割据状态彻底终结，为云南和内地的文化交流扫清了道路。明代，文化交流得到加强。袁丕钧《滇南文化论》：“版图既入于中土，重以士大夫来往仕宦之众，以至迁客逐臣之谪居于此者，往往主扬风雅，诱掖人才。而有明一代吾滇人才之盛，遂超宋元而轶汉唐矣。”㈠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从内地派遣入滇或流放入滇的官员带来了内地的先进文化。云南士子往往聚集在他们周围，诗酒酬唱，切蹉学术，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并取得良好的创作和学术成绩。明朝嘉靖间状元杨慎流放入滇，受到云南士子的诚挚欢迎。他们与他交游，向他问学。杨慎也倾其所学，开示滇人。教学相长，云南的文学和学术一时臻于胜境。著名的“杨门七子”多为创作与学术兼长的名家。据《升庵全集》卷三十，所谓“七子”是指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錡和吴懋。“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李元阳在明代中期，尤为滇省学界公认领袖，著述甚丰，涉及史学、哲学和文学诸多领域。徐霞客壮游入滇，丽江土知府木氏盛情款待，请其教子。霞客并为木增诗集《山中逸趣》作序，给予高度评价。外地入滇名人以其在文学学术上的声望而对云南学者有特殊的影响力，他们对云南文化的推动常常是明显而巨大的。

汉代滇王金印及印文

       另方面是云南学者进入内地。明清时期，云南成就较大的文化人往往有游宦内地的经历。游宦内地，置身于发达地区，耳闻目睹内地文化的发展情况，能开拓心胸，扩大眼界，启发智慧，从而对学术的精进大有助益。更为重要的是，游宦内地，突破本土局促空间的限制，客观上造成本土文化和内地文化的鲜明对比，在对比中更能深切地体会到乡邦文化的落后，由此激发出弘扬桑梓文化的热情，所以宦游在外的杰出之士在整理、发展乡邦文化上通常都十分努力。师范（1751一1811）清嘉庆间中举后，官安徽望江县令，广收博讨，费四年之功编成集云南史料大成的《滇系》四十卷。王崧（1752一1837）嘉庆四年（1799）进士及第，任山西武乡县知县，去职后又长期主讲晋阳书院。晚年回滇，以学识渊博而被著名学者、云贵总督阮元聘为云南通志总纂。在修志过程中，广泛搜集前人有关云南史料48种，加以订正，编成《云南备征志》二十一卷。本书收集云南史料最为详实，在云南史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游宦内地，还能打破僻处边徼而造成的独学无友、孤陋寡闻的状态，与内地学者交流对话，从而得以进入社会主流话语，关注重要文化问题，提升文化水平，扩大文化影响。本土文化背景和外地文化阅历使云南文化与全国性文化相激相生，对促进云南文化发展、提升云南文化品位助益极大。

       云南人的文化自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得到凸现。这个时期云南产生了一批学者，他们是云南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他们或游宦内地，或留学海外，眼界开阔，见识超卓。清朝末年，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兴办留学教育。1902年，云南首次派出10名学生到日本留学。从1902年到1911年，云南共派出258人到国外留学。民国以后，留学教育继续发展。秦光玉、李根源、周锺岳、王灿、席聘臣、钱用中、顾视高等是清末留学生。陈荣昌1904年护送一批留学生到日本，并考察学务，也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袁嘉谷1904年奉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并兼任留日学生监督，居日本一年。他们在外地，深感云南文化寂阒无闻，受人漠视，备觉痛心。同时又认识到，云南文化不为人知，不是文化本身无所成就，而是因为“地居边僻，表彰乏人，流传不远（《滇八家诗选》纳汝珍跋）”，以致被人为遮蔽。因此，他们对乡邦文化别有一份依恋和热爱，弘扬、光大乡邦文化的意识十分自觉和强烈。王灿编选《滇八家诗选》的目的是“焕发金碧光采”，让滇中名诗人与内地诸大家“后先辉映，并驾齐驱于中原（董万川序）”。纳汝珍《滇八家诗选•跋》谈到王灿编撰该书的目的时说：

       （王灿）尝谓近代滇诗如南园、樾村诸先辈皆酝酿深醇，精思独诣，而积中发外见之咏歌者，洵属正宗，非时下之诗可比。徒以地居边僻，表彰乏人，流传不远，以致主选政者采访不及，是亦地方文化莫大之憾事。而海内言诗者真以吾滇为无人矣！先生鉴及之，自南京解组归，遂纂编八家诗选，拣金撷华，袖然成帙，所以发扬乡贤之幽光，绍前哲之坠绪，意良深矣！

王灿曾两度任职于南京，1916任云南省驻京代表，1931年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推事，与江南诸名流交游，对云南文化在外地的默默微闻并由此造成某些人对云南人的藐视有切身的感受，所以自南京返滇后便发愿大力弘扬云南文化。这其中其实蕴含着一个更深刻的道理：每个个体的生存地位与他出身地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原籍文化不为人知，即使个体十分杰出，也会被人从心底表示轻慢。相反，出身于或占有一个优越的文化环境，即使个体是平凡甚至是平庸的，也会自觉高人一等并受到尊重。那么，弘扬光大乡邦文化就不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他还与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价值实现和价值认可休戚相关。认识到这点是了不起的，也是痛苦的，但正是这种认识才是学者们热爱、护持、光大乡邦文化的内在驱动力。这一点对云南当代学人来说，同样不可轻忽。

楚图南先生书法

       这个时期云南的文化自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着力总结云南文化成果，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二是阐扬云南文化的价值；三是倡导建立“滇学”。面对英法两国觊觎云南疆土，袁嘉谷极力提倡滇学，研究云南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对策，“以保永久之滇”。学科自觉无疑是文化自觉的表现之一。

乡贤典范楚图南先生

       文化总结的标志性成果是编纂《云南丛书》。1914年，应赵藩等乡贤提议，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拨款，在云南图书馆内附设辑刻云南丛书处，负责全面搜集整理云南文献。先后由赵藩、陈荣昌、袁嘉谷任总纂，由云龙、周锺岳、唐尔镛、赵藩、秦光玉任总经理，孙光庭、李坤、袁嘉谷、席聘臣、秦光玉、顾视高、钱用中等为编审委员，李根源、方树梅、粱之相、方国瑜、何秉智、刘淇、于乃义等参与其事。1914年至1923年编成《云南丛书》初编，刻印152种1064卷，又不分卷者47册。《滇诗丛录》同时竣工，因数量大，1946年始刻印成书。1923年至1940年编成二编，刻印69种133卷 。另编定31种待刻，因抗战事起，遂告终止。《云南丛书》编纂者才高学富，态度严肃，致力极大，因而成效卓著。其最大的成就在于汇集了资料，保存了文献。在此之前，云南图书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况。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征求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云南先贤著述，惧有违碍，匿不上闻，后遂散佚。《四库全书》仅从他处收录云南人著述3种，存目17种。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20种书还多有疵评。这成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遗憾和暗影。辑刻云南丛书处有意仿《四库全书》体例，编辑、荟萃一省文献，以展示云南文化成就，纠正李氏之失，并补《四库》之阙。《云南丛书》由当时云南最负盛望的一批学者编纂，倾注了一代乡贤的心力。它把云南历代重要文献网罗殆尽，是有史以来云南地方文化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在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史志征核、文学艺术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这一学术工作，对保存云南文化精华，阐杨云南人的精神光辉，嘉惠后世学术研究，贡献至伟。

       此外，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采用以诗论诗的形式评述云南由汉至清的汉文诗歌，用意也是总结云南诗歌历史和成就。秦光玉编著《续云南备征志》、《明季滇南遗民录》、《滇南名宦传》、《滇谏官传》、《云南历代名人事略》、《云南历代名将事略》，方树梅编《晋宁诗文征》、《明清滇人著述书目》、《云南丛书提要》、《云南书画集》、《南诏备征录》、《滇南碑传集》、《续滇南碑传集》，李根源编《永昌府文征》、《滇南五名臣遗集》等，宗旨也是总结云南文化，弘扬滇人精神。

       整理和阐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在进行文献搜集、整理的同时，学者们也致力于文献价值的发掘、阐释和传扬，期望以此达到让全国了解、重视云南文化，并让云南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目的。龙云为秦光玉编《滇文丛录》作序说：“读是书者，诚知往哲精英于是焉寄，而益思发扬光大，使滇中文化跻身于世界著作之林，斯则余之微志也夫。”。20世纪40年代，有关部门还拟议出版《新云南丛书》。1945年，由省政府主席龙云资助，成立“新云南丛书社”，蒙自侯曙苍主持其事，准备编纂新云南丛书。编新书的宗旨，一是“发扬滇人优长，提高滇人自信，故地方文化，亟应表扬”；二是促进地方建设；三是发展民主科学。这些宗旨，比起《云南丛书》更具时代气息。方树梅编纂《滇南碑传集》的目的是“恭敬桑梓”，使“金碧英灵”精神永存。所以，在传主选择上，他“不事标榜，不徇情面（初集自序）”，“无私意怀于其间，一以其人之于国家社会有无关系以为去取（《续集自序》），”用意极为正大。

       20世纪是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重要时代，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推翻，并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古老的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经过半个世纪的震荡，在世纪的下半叶以前所未有的清醒坚定地向现代化迈进。历史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改变了文化的方方面面。与社会发展相一致，20世纪云南是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云南学人发展本土文化、参与全国文化创造的意识空前自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远迈前人的成就，并初步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传统。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其他大学入滇，带来大批博通中西的全国一流学者，也带来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思想文化。昆明一时风云际会，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云南文化臻于极盛，云南现代文化由此获得一个辉煌的奠基。建国后近30年的时间，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国又处于闭关锁国状态。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这种状态，中国重新向世界全面开放。国际学术界的各种文化思潮涌入中国，也涌入云南，国内外、省内外的文化思潮激烈交流、撞击、磨合，有力地促进了滇省文化观念的更新变革，云南文化达到本世纪的又一个高点。

       文化自觉的核心问题是确认本土文化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其未来发展方向。通过文化价值确认获得文化自尊，增强发展本土文化的信心，维护文化多样性。在这一问题上，李根源的一个思想是启人心智的，他认为，地方文化在涵育民众个人道德，感发其精神意志方面具有更为切近的作用。在《辑刻明滇南五名臣遗集序》中，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遗集》）钞订未竟，携以东渡。友人某见而小之，谓我辈居今日，当高瞻远嘱，观察东西古今伟人，以陶熔新道德，徒求之于一乡一邑之间，断简残编之末，毋乃执德之不宏欤？根源以为否否。曩者根源亦尝涉猎东西历史，及世界名人记录矣，其间足以濬发吾智识，力拓吾心胸者，实繁有徒，而精神之感发，终无如诸公之于我切。盖观感之道，与感情相联系，非可强而致也。

某友人的看法是世间很多人的普遍看法，有其道理，但贬损地方文化又失之偏颇。比较起来，李根源对地方文化独特作用的认识就显得体贴入微，超迈俗流。把文化的作用效果与接受者的感情联系起来，确实是卓异不凡的见解，它为断简残编的乡邦文献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也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价值依据。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充分尊重，原因当然在于各种文化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

        注：

        ㈠ 袁丕钧：《滇南文化论》，转引自《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十三集，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