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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康:《云南文化 云南人物 云南精神》之云南人物和云南精神
发布时间:2010-02-10 10:22    

 

编者按:《云南读本》(陈友康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2009年重印,编者系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进云南省委副主委)是汇集云南历史上短篇经典文本的第一部著作。作者以极为严肃的态度、以敬畏之心来对待乡贤和寓居云南的外乡人的文化创造和精神成果,进行认真的遴选和用心的解读,阐扬云南文化,焕发金碧光彩,彰显人类的尊严和精神的魅力。本文节选自《云南读本》导论第三部分。

 

云南文化•云南人物•云南精神
——《云南读本》导论

陈友康

 

三  云南人物和云南精神

       清人余庆远随在滇为官的兄长余庆长自湖北远游云南,对云南的自然、人文之奇感受至深,写了《维西见闻录》,他说:“天地异而人异,人异而物亦异。”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它会因地域、因人之不同而不同。云南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塑造了云南人的性格和精神。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区域的人都要有一定的精神支撑,才能生存发展,创造历史。云南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思想文化和群体精神。这种群体精神在20世纪大放光彩,并获得充分的理性自觉。当然,这种自觉,也是在对云南文化、云南历史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

抗日名将罗炳辉将军

       所谓“理性自觉”是指云南学者专门研究了云南精神问题,并作了理论化归纳和论证。正式提出“云南人的精神”这一概念并进行阐释的是李根源。1941年,他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举行的纪念抗战三周年会议上发表演讲,题目是《云南人的真精神》。这篇演讲稿后来整理成文,收入其文集。在文中,李根源回顾了近代以来云南在反抗外来侵略与缔造共和运动中的优异表现,指出云南人之所以能在中法战争、重九起义、护国运动、靖国运动(护法运动)、台儿庄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走在全国前列,原因在于云南人有一种“真精神”。他把这种精神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追求自由光明,反抗强暴的精神;二是坚毅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三是精诚团结,奋发向上的精神。他号召云南人民继承和发扬这些精神,坚持“神圣的抗战”,“使我们的民族自由解放,我们的国家独立生存”。李根源所揭示的这些宝贵精神,是符合云南实际的,至今值得云南人珍视。

       追求正义、忠烈刚直、不畏强暴的精神在古代云南优秀人物的身上,屡有表现。明天顺年间,阿迷(今开远)州人杨昇为御史,正直敢言,“不附权势,不贪利禄,人谓其难。”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势焰张天,横行朝中,大臣多缄口不敢言。建水州进士王璟为御史,“抗疏力诋,朝中以真御史目之。”起到“激扬纲纪”的效果。邓川人杨南金,弘治年间进士,授江西泰和县令,直节苦行,善政惠民。擢为御史,也与刘瑾抗争:“时逆瑾威倾中外,六卿往往丧仪。其党为左都御史,凌辱十三道,南金独不跪。欲缚之,南金解冠服曰:‘不做此官便了,岂可屈于权奸乎!’满堂失色。南金手按角带指叱而出,即日行二百里。瑾闻之,竟追不及。”他的正直勇敢受到民众的敬重,赞扬他为“三不动”:“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撼不动。”清朝钱沣任御史时,弹劾陕甘总督毕沅和山东巡抚国泰,使国泰官降三级,伸张了正义,直声振海内。钱沣字东注,号南园,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通政司副使、湖南学政、军机处纠察等。为人“刚严贞介,卓荦不群”。他的品格是云南士人的典范,晚清时期,陈荣昌等为他在翠湖建祠堂,编辑刻印他的著作,以表彰其精神。

云南父老修筑滇缅路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内忧外患愈演愈烈,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云南由于地处边疆,处于危机前沿,滇人的忧患意识格外强烈。近代以来,英法侵占缅甸、越南等邻国,虎视云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侵占印度支那三国后,经缅甸攻占腾冲、龙陵、泸水等地,空袭昆明,局势更加危迫。在高压之下,云南各民族的正义之气和力量被激发出来、凝聚起来,形成群体精神的爆发。护国运动中,蔡锷、唐继尧率领滇军首举护国义旗,带动全国响应,逼迫袁世凯退位,再造共和,功勋彪炳千秋。抗日战争爆发,云南人民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台儿庄战役,滇军将士与其他部队一道,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取得正面战场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抗战的信心。经此一役,滇军的英勇善战传扬天下,而云南人的真精神也得到充分展示。腾冲沦陷后,张问德《答田岛书》,大义凛然,滇人的民族气节、自由精神和坚毅刚强的性格充盈其间。而聂耳的音乐正是因为他歌唱了劳动者的希望、力量、永不止息的前进和抗争,呼唤正义和光明,表现民主、自由、尊严、真实和美,发出“中华民族解放的呼声”,而成为“中华民族划时代的歌手”,成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朱德元帅拜见老师李根源先生(右坐者)

       在抗战后方,云南人崇尚自由、精诚团结、坚毅刚强的精神也得到彰显,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八年,取得辉煌业绩,与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当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和云南人的宽容友善是分不开的。熊庆来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以维护国家精神命脉的高度文化自觉,含辛茹苦,惨淡经营,团结全体员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培育人才,进行学术研究,使云南大学迅速崛起于西南,成为国家学术重镇,享誉世界。云南父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极短的时间内修   
通滇缅路,维护了抗战时期中国与国外的唯一运输通道,为保障抗战物资供应,赢得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独特贡献。这些都印证了李根源所说的“云南人的真精神”。

       云南人的纯朴厚道、自强不息也是其精神构成的重要部分。古代云南,民风纯朴,与物平和,不争强好斗,但又能够自我修持,精进不息。明太祖朱元璋说云南“气厚风和,君子行道之所”。㈠ 冯时可说云南文士“多秀颖,素重名义,民性纯良,不好争讼。”㈡ 《张允随奏稿》说:“滇省风俗淳朴,不特力田之民性甘俭约,即在缙绅士大夫之家,亦撙节爱惜,无奢靡相尚之风。”万历《云南通志》卷二说:滇人“相尚以朴质,不事奢华”。清人吴大勋《滇南闻见录》赞扬云南士人说:“滇中民风淳朴,不尚浮华,士人尤敦庞纯,实无子矜佻达之习。其中琢磨成器者,类皆贞正自守,刚直不挠,而又不作矫激怪迂之行以炫耀于世。……呜乎,士习如滇南,庶几首四民而无愧者欤!”他赞扬云南士人是民众的表率,当之无愧地成为四民之首,这个评价是极高的。这种性格延续到现代。现代那些成就卓著的云南人士,在常情之下,大多自然纯朴,厚道豁达、谦逊平易,而在历史的大关节上,又正道直行,耿介绝俗,敢做敢为,彰显精神的光辉,创造非凡的业绩。李根源是“有为有守切时望,亦文亦武胜匹俦”的“乡贤典范”。他倡导“云南人的真精神”,而他本人就是云南精神的化身。熊庆来是声望卓著的学者和备受尊重的科学界领袖,而他平实诚笃,自然本色,“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云南人,山国的人”。㈢ 楚图南、廖云台等都是功业卓著而诚朴敦厚的君子。对于云南人的这一特点,作为近代滇人翘楚的唐继尧深有感触:“滇居天末,学风流播二千年,以精深博丽而论,较中州不无逊焉!若乎正大坚强,朴实宏毅,盖有卓然特异者。《汉碑》云:‘盖称修饬。’《蜀志》云:‘风俗敦直。’岂虚语哉”㈣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先生

中国现代植物学的集大成者国家最高科学奖得主吴征镒先生

       清初云南督军石琳在《新建云涛寺及新温泉碑记》中说:“宇宙间英奇瑰玮之气,不钟于山水,即钟于人物。”云南地处天南,得天独厚,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山水风物壮美奇绝,千姿百态,确乎是宇宙英灵瑰玮之气所凝聚。这样的自然环境也孕育出“英奇瑰玮”之人。云南历史上,英杰辈出,他们是云南文化和云南精神的重要载体。关于云南人物,龙云在《新纂云南通志》序言中有一段总结性的话:“缅怀乡贤,或以经文纬武之资为国家栋梁,或以法言躬行之德垂范乡里。近世如杨文襄公安定社稷,师表一世;严恭肃公廉介不阿,勤政恤民。郑和探险家也,萧崇业外交家也,龙在田、毕金科、杨玉科军事家也。毛用成、王伯举以直谏传,薛尔望、钱南园以气节著,赵玉峰、刘寄庵、程月川以吏治称,以及王乐山、吴鼎堂之治经,王畴五、师荔扉之治史,李复斋、何丹畦、窦兰泉之究心理学,皆国中有数人物。读志中各种列传、业传,足使百世之下顽廉而懦立,岂尝逊于中原哉!”和中原地区相比,云南还是有较大差距的,但这样一些先辈已经足以让云南后代子弟自豪了。

周培源先生和朱德祥先生(左)在一起交谈

       龙云又说:“民国以后,护国、靖国诸役,滇人所靖献于国家者,其勋烈犹度越乎前代,是知滇之史实,即国之史实也。”民国建立是云南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节点,从此以后,云南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云南与全国大局的关系更加密切,产生和培育的优秀人物也远远超越前代。政界人物如唐继尧、蔡锷、李根源、龙云、周钟岳、朱德、罗炳辉、周保中、张冲、楚图南、缪云台,文化人物如熊庆来、聂耳、蔡希陶、艾思奇、姜亮夫、田汝康、方国瑜、朱德祥、江应樑、马曜、吴征镒、关肃霜、袁晓岑、丁绍光等都以在各自领域的杰出贡献成为全国性人物。杰出人物本身就是文化的结晶。这些人物是云南文化的结晶,同时又是云南文化的名片、云南精神的极点。他们的品德节操、著作和事功都值得景仰和效法。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人的身影已逐渐模糊。《云南读本》选择了一组关于云南人物的文章,希望通过这组文章,让滇人更深入地认识他们,记住他们,学习他们,进一步光大云南文化和云南精神。

       注:

       ㈠ 冯时可:《滇行纪略》,转引自《新编昆明风物志》,卓维华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㈡ 冯时可:《滇行纪略》,转引自《新编昆明风物志》,卓维华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㈢ 熊秉明:《忆父亲》),《熊秉明文集》第4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

       ㈣ 唐继尧:《东陆大学校训并序》,张建新、董云川编:《云大文化史料选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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