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生街义生巷有缘。从1957年到1960年，再从1962年到1996年，先后两次，一共在义生巷住了三十五年。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家从圆通街搬到义生巷30号。三年后，先后搬到光华街口和胜利堂大门东边那排洋房的尖尖角处，两处共住了三年。到我上初三的时候，又搬到了义生巷。不过这次是搬到义生巷的3号，而且一住就是三十来年。
民生街原名二纛街。纛，音dào，昆明的百姓念成tu（二声）。笔者查阅了多种有关昆明方言的资料，都没有发现把“纛”念成tu与昆明方音有什么关系。那么，最大的可能恐怕就是因为“纛”字难认，很多人就“有边读边”，把它误读为“毒”，而“du”、“tu”两音相近，久而久之，就读“纛”为“tu”了。民国年间，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意思，把“二纛街”改名为“民生街”，同时把邻近的“三纛巷”，改名为“民权街”。
民生街只有300来米长，所以街上巷子不多。街的南面只有一条沙朗巷，是昆明著名的“鬼巷”，再就是胜利堂西侧的云瑞西路（不是巷）。这一巷一路都通往光华街。街的北面，从西往东数，依次是民生巷、东生巷、义生巷和因为巷子较宽而得名的“宽巷”。义生巷以外的三条巷都是有底巷〔注〕，只有义生巷通往武成路。民生、东生两条巷中间，有一个玉溪会馆。义生巷迂回曲折，中间还有岔巷。从民生街进去（巷口正对云瑞西路），往北走100多米，往西转50米左右，再往北转，前行100多米，就到了武成路。在第一个转弯处，有一条岔巷，不往西转而往东转，走过两米左右，再往北转，前行数米，就到了巷底，这是并排的两个小院：30号、31号。
民生街过去主要是铜、银、铝器铺，玉器铺和售卖丝、棉、毛及其制品衣物的新号铺集中的地方，这些铺子往往是商铺兼作坊。为了经营的方便，不少商铺的主人便在义生巷等巷子里购置或建盖房屋，安置家小。他们的宅院多是平房，三间两耳的结构。义生巷的楼房只有4栋（院）：一是11号，那是一栋两层楼房，有围墙，有铁门，房主姓氏未详，新中国成立后，曾住过少将级的起义人员。二是16号，在靠武成路的巷口。那是一栋纯粹的洋楼，房主是湖南籍的姚姓名医（西医）。三是一小院，门牌25号，由一栋砖木、土木混合，中西结合的『形楼房和」形围墙合成。楼房二层，二楼有转角回廊。院门开在南边围墙上，围墙与邻居家的墙壁间形成了一条小巷。房主姓李，是一位实业家。四是22号，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洋房，围墙围起了一个比较大的园子，有大铁门，相当气派。房主姓曹，据说是民国时期比较有背景的人家，港、台及海外亲属不少。
我们的3号小院子，在义生巷多个小院（比如2号、4号）当中很有代表性。这个院子原来的房主姓夏，祖辈以打造铜器为业，攒了些钱以后，置下了这个“三间两耳一倒坐”的小院。大概当初2号、4号起房在先，所以3号小院的大门只好往里（往西）缩进2～3米，门的坐向也变成了东南斜向。也许是从安全考虑，小小院子安了三道门（我家此前住过的30号也是三道门，并且在第一道门里还设了“门房”）。来到门前，先要踏上两级石坎，跨过一道门坎，算是进了第一道门。然后下石坎，过一个小天井，再上一台石坎，再跨一道门坎，又进一道门，穿过一条有瓦顶覆盖的4米多长的巷道，再往左，跨一道门坎，进一道门，才进了小院。小院的堂屋和东西厢房坐北朝南，堂屋和厢房有相当宽的屋檐，能在下面支饭桌，所以也可以当厨房使用。堂屋下面是一个20来平方米的石砌天井，天井两边各有一间耳房。隔着天井与堂屋相对的，是用板壁隔成三间的倒坐。进了小院的第三道门，正好来到东边一间倒坐的窗子面前。天井的南半部分砌有一个1米多高的花坛，花坛中间栽着一棵山茶花，邻居们按不同季节在山茶花下面摆几盆菊花，种几棵凤仙，还曾经搭架子，拴铁丝，栽过山乌龟、藤三七、金银花……花坛东侧立着一个1米多高的水龙头，龙头下面是一口大水缸，可以贮1方多水，既可以供洗衣服时取用，也可以在停水时用来洗菜、做饭，还可以供消防使用。西厢房西边角落里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厕所，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不再到城里来挑粪，这个厕所就废弃了。
1956年“私改”，房主把房子交给了政府，自己只留下西厢房居住。1958年办街道食堂，这个小院就做了食堂。1962年，我们搬进去时，恰逢食堂解散，房子交由房管所管理、出租。
除了房主夏伯母，与我们家差不多先后几天住进义生巷3号小院的，有住在倒坐中间一间和东边一间的张老伯家，还有起先住在西边一间倒坐，后来与我家对调，住到堂屋里边的潘伯伯家。东边厢房住过三家人，前两家住得不长，已经没有什么印象，第三家是张伯伯家。后来，我姐姐一家也搬进来，住到了东边耳房……
就是这五、六家人，却来自多个社会阶层（按当年的说法，应当叫做阶级）。
潘伯伯是南京人，正儿八经的工人。抗日战争当中，南京沦陷，携妻逃难来到云南。他既能修车，又会开车，一路上靠着帮老板开车维持生计，辗转来到昆明。解放后，先在沾益总站，后到云南汽车厂当工人。张老伯是四川广安人，20世纪20年代就来到昆明，靠刻图章谋生，就在云南娶妻生子安了家，是小手工业者，也属社会底层。因为子女多，张伯母常在家里做些零活补贴家用。东厢房的张伯伯家，老两位都是工人（当时还没有退休），子女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干部，只有儿媳是老师。我姐姐在蔬菜公司工作，姐夫在昆明军区后勤部所属的“302部队”（实际上是工程施工队）当工人。而我家和夏伯母家都属于“非劳动人民”。这样算来，小院里的几户人家，就既有劳动人民（其中还有工人阶级），也有“非劳动人民”。虽然在那个时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绝大多数时间小院里却风平浪静。首先，院子里的每个家庭都是和睦家庭，听不到争吵，更见不到打架。父子、婆媳、姑嫂、弟兄、姊妹从不会恶语相向，而且是几十年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包括我家在内，全院坝几乎是家家都评上了“五好家庭”。同时，邻里之间也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彼此关照，一家有事，大家帮助，真正使人感到“远亲不如近邻”。我和我的二哥结婚都是在院子里请的客，邻居们都来做客，而且家家腾出饭桌供我们使用。母亲以83岁高龄于熟睡中去世，我们都不在家，又是同样年近八十的潘妈妈、张伯母拄着拐杖到翠湖边的省图书馆和正义路鞋帽商店五楼告知我姐我哥。
也许是我为人随和，诚恳，待人热情，喜欢读书，并且乐于助人，所以，总能得到老人们多一些的关爱。
潘伯伯是老工人，他的南京话我听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还是喜欢听他讲工厂里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如此。潘妈妈烧得一手好菜，我喜欢在天井边看她在风炉火上做红烧肉，并且边看边问，久而久之，我也就学会了。至今，我做的红烧肉仍然很受家人和同事、朋友的欢迎。读初三时，我师从西南美术学院著名画家李晨岚先生（当时住在昆明麻园）学中国画，星期天上午到麻园听李老师讲课，下午就在院里临摹。每当这时，常能得到潘妈妈的赞许和鼓励。我在呈贡工作时，有一天下午回到家里，一进院子，潘妈妈就招呼我过去，专门给我沏了一杯清香四溢的洞庭君山云雾茶。原来是她家有亲戚从湖南来，带来了这种当时昆明难得一见的名茶。
张老伯天天出去摆摊，在家的时间不多。张伯母对我也十分关心。无论学生时代，还是工作以后，每次回家，张伯母总要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在我结婚生子之后，还要问问我儿子的情况。张伯母没有多少文化，子女读书也不多，但对子女的教育却很认真。一是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尽力供几个子女读书；二是家教很严，要求子女首先学会做人，所以她家的儿女都有很好的品行。一次，她家的老四（女儿张琼华）在院子里坐着和我说话，腿没有并拢（当时的女孩子不兴穿裙装，穿的都是长裤，照今天的礼仪看，也并不要求双腿并拢），就被张伯母训斥了一顿，说她“坐没有个坐相”。
张伯伯一家，和院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家的子女都不在义生巷住，来看父母时，无论是当厂长的儿子，还是当工人的女儿，都很讲礼数，见了邻居总会微笑着打招呼。
夏伯母年岁最高，历经三个“朝代”，知道的逸闻掌故很多，我从她老人家那里获得了不少云南的文史知识。她老人家典型的老派昆明话，比如“房间（gan，一声）”、“医院（wan，四声）”，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这个院子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损人利己。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正直、善良、诚实，懂得宽容、谦让，富于同情心，乐于帮助身边的人。而在我的心里，院子里的老人们都是我的长辈，同辈人都像是我的兄弟姐妹一样。
张老伯家的大儿子张泽彪大哥，也是手工业劳动者，专门修钟表，只要是与钟表有关的事，我们都向他请教，连我结婚时戴的东风表，也是张大哥帮我选购。他的妻子小褚，是院子里与我同龄的少男少女们共同的“褚姐姐”，共同的“娃娃头”！1963年春节除夕之夜，褚姐姐买了电影票，吃完年夜饭，十一、二点钟，还带着我，老四（她的小姑张琼华）、春云、小妹（潘碧云），笑着、叫着、跳着，步行两三公里，到南屏电影院去看通宵电影（连放《女理发师》等三部片子）。1965年中秋节，张大哥和褚姐姐带着我们几个到翠湖水月轩草坪上赏月，吃月饼、毛豆、板栗、水果、吃羊血米线……1964年，昆师“红色教师社”（校团委和学生会下属的学生宣传机构）广播组照集体像，我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可穿，又是张大哥把他最讲究的衣服借给我穿。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和从部队复员回来当了工人的张泽政二哥分别属于对立的两派，但我们俩都十分理性，彼此相信对方的为人，仍然处得很好。武斗时期，有一次，我们相约上街看大字报，要跨越“八”、“炮”两个“管区”，出门前就约定：要是谁被抓了，另一个想办法救人。那种为了派性而夫妻反目，兄弟成仇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理喻！
潘伯伯家大儿子一家都在曲靖沾益工作，小儿子年龄小，我们接触不多。潘伯伯家的两个女儿潘春云、潘碧云与我年龄相仿。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比我大一岁的姐姐春云性格温柔，做事认真，比我懂事、踏实，是我的榜样。我们上同一年级，她在八中，我在七中。临近中考的一个月，我们常在一起复习功课。我考入昆明师范学校以后，由衷地喜欢上了这个学校，于是，回到院子里就大讲学校的种种好处。第二年，潘碧云也考进了昆明师范学校。虽然潘伯伯潘妈妈并没有嘱咐过我什么，而我却好像接受了某种托付，心里有了一种责任。所以，在这个学期开头一段时间，我们就经常一起回家，一起返校。记得中秋节恰是星期天，在家吃过晚饭，就走路往学校赶，要去参加晚会。那时的北郊，过了上马村，就要再走3～4公里，走到岗头村，才有人家，有单位。我们刚到上马村，天就要黑了。一条土路，没有路灯，没有人影，只有时有时无（因为多云）的朦胧月光。左边是山，右边是田，走着走着，我心里都有点发毛了，但是，潘碧云却显得很勇敢。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这些事，学生时代觉得没什么，进入社会，真正懂事了，才深深体会到，那是潘伯伯，潘妈妈一家对我的一种信任。
夏伯母的外孙女夏丽民，常住外婆家，在潘碧云之后，也考入了昆明师范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加入了我们的“长征战斗队”，和我一起从昆明步行到了成都、重庆。
1981年，张伯伯家的儿媳梁雪鹤老师又成了我中医学院夜大的同班同学，并且是我们的班长，对我这个平时只听《中医学基础》一门课，其他课程都是考试才见人的同学颇多关照。她的小姑与张老伯家的老四同名，也叫张琼华，排行也是老四。后来，和我的一个表侄结了婚，我们两家又成了亲戚。
上世纪60年代末，一对青年男女住进了义生巷3号西边的耳房，并且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小伙子姓惠，是曾任副省长的张冲将军的内侄，姑娘姓庾，据说台湾歌星庾澄庆是她的从堂弟弟。姑娘插队下乡，因伤、病致下肢瘫痪。小伙子爱上了姑娘，勇敢地把她接到义生巷3号，多方寻医问药，悉心侍候，终于感动上苍，让姑娘重新站了起来，恢复了健康，两人结为连理……应当说，没有邻居们的同情、理解和包容，姑娘的康复，两人爱情的圆满结果，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义生巷3号，一个寻常的平房小院。在那个“斗争”和运动不断的年代里，这个小院却显得那么平静、安宁、温馨、和谐，正如她很有特色的房屋结构使她成为一个冬暖夏凉的“避风港”一样。
小院里有产业工人、机关干部、复员军人，但绝对没有粗口、没有冷若冰霜的面孔，更没有拍着胸膛理直气壮地炫耀自己“大老粗”身份的霸气。反倒是有着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所肯定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此，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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