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五华区基层委员会 母师迪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记述赵毓英和麦赐球两位先生的一些事迹，限于组稿人希望的字数，未及展开。2015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七十周年，而麦赐球先生生前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各项职务，是民进云南省委、民进昆明市委的主要领导，并且在位时间长，对民进省市委的成立和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些，和麦老师共事的各位领导比我清楚，因此，我只想在原小文的基础上展开描叙，让麦老师这位我会尊敬的领导的音容笑貌从我心中跃然纸上，活在更多没有时间接触到麦老师的人的心中。

按照习惯，原昆明师院师生称呼西南联大时期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时期的老师为先生，之后任教，特别是解放后毕业任教的教师为老师。麦赐球主委1951年昆明师院物理系毕业，1954年北师大物理研究班毕业，他给我们讲座科普时，我们称他麦老师。麦老师之称呼已成习惯，故行文时，我还是习惯地称呼麦主委麦老师亲切自然一些。

麦老师应该是文革前加入民进组织的。不好意思，我没有资格查户口，只能根据所见所闻分析判断。麦老师在他的文章里说：“我在师院物理系念书时，赵毓英先生已在中文系任教，我一向把他敬为师长。我毕业留校与他住在同一宿舍区，加入民进后得到他很多的关怀。”麦老师没说他哪一年加入民进，但其文革前加入民进我可以断定。因为赵毓英先生文革前住师院昆北院宿舍，文革中期搬迁到师院地台寺宿舍，麦老师一直住在昆北院，直至2000年后才从昆北院搬走。麦老师在赵毓英先生住昆北院时期加入民进，并有很大可能是1957年我会我省最早经会中央批准入会的38名会员之一。因为在他文章里还有这么一段：

5月上旬，整风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全社会反击“右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急风暴雨的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把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又被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大批党派人士被打成“右派”。民进昆明筹备组召集人秦淑贞同志，也被控“反对社会主义”，师院附中召开批斗大会。筹备组机关不知是奉谁的指令，通知了一部分会员去参加斗争会。由于对批判秦的内容我们全不知情，只能听而不言，坐在那里陪斗。

文中的“我们”二字，看得出包括麦老师本人在内，并且“陪斗”的滋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时，我听麦老师发过感概，他说：“在政治运动中，我受冲击不大，多数情况是陪听，但忘不了在师院附中陪斗秦淑贞，那种滋味整得人一会象浸在冰水里，一会儿又象被开水烫。”

麦老师是民进昆明市委第一届主委，民进云南省委第一、二、三、四届主委，云南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八届副主席，云南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第八、九届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员会名誉主席。在会内，他资格老、职务高；在社会，他是副省级干部。五十年前听过麦老师讲座的一位同学曾问：“麦老师现在‘侯’了，给会摆谱、拿架子、玩派头了？”还没等我开口，旁边另一位同学抢答曰：“麦老师，老实人一个，不会玩格。”是啊，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麦老师因地位变了，讲话的声调高了，高谈阔论，一脸傲气，旁若无人，更没有见过他盛气凌人，欺上压下，不可一世，拒人于千里之外，俨然象一方诸侯。麦老师不“侯”，麦老师还是那个温文尔雅，说话和气，通情达理的麦老师。虽然解放初期的研究生，是本科生中的百里挑一，在刚解放大多数人是文盲、半文盲的当时，本科生都是“天之骄子”，况研究生乎？但麦老师从不自恃有才而翘尾巴，他一如既往地该干啥就干啥，对职员工友都彬彬有礼，冲融恬淡，秀爽飘逸。沉静的面容，慈祥的目光，放射着智慧的光彩，有一种当代物理学家翔于宇宙，遨游八荒，学养深厚，从容睿智的气度。而当他提上菜篮子上府甬道或大西门菜市场买菜时，又俨然只是一位邻家老爷子。

麦老师还是“我太太”。 这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十年前的小文里写过我们上初中时，一群上学赶路的学生几乎天天在半路上遇到麦老师和董老师夫妇结伴步行到师院上班。其实小学生时，我们就经常以麦老师夫妇上班的身影作为我们的时间表。当我们走到原位于现在三家巷口过街天桥下的师院校医室大门口时，如还没有遇到麦老师夫妇，我们可能进校医室大院呼朋引伴，再叫上几位同学一齐走，如未走的同学说时间还早，我们可能在校医室院子里玩几分钟，或者摘几颗院子里的槡子吃、边玩边吃，如果玩时，有同学喊：“我太太过掉了！”我们就不能玩了，得赶快上学了。因为麦老师夫妇一般是两点一刻左右过校医室大门，我们出校医室到附小上学十分钟足够了。校医室阮医生的大儿子傅天纵是我班同学，其弟和另外两个住院子里的附小同学，我们很玩得来，据说阮的父亲是胡志明主席当年革命时的得力助手。上初中时，他们一家回了越南。天纵说：“麦老师是广西梧州人，靠近广东，老广说，‘我看看’，大舌头说成‘我太太’”。 有一段时间，麦老师夫妇将过校医室，他们就喊：“我太太来了！”过了校医室大门，他们又喊：“我太太过掉了！”那时手表是青年人结婚时的“三大件”，毛孩子们没有，只有用自造的方法来判断时间了。他们夸张地模仿两广人的语音语调，久而久之，麦董两位老师也听出了名堂。董老师开初有点不高兴，停下脚步瞪着我们这群顽皮孩子。麦老师大度地向我们笑笑，凑近董老师说句悄悄话，董老师也笑了。两人一齐向我们招招手，重新肩并肩，有说有笑不紧不慢地向师院大门走去。这种上班和上学相遇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一群孩子上初二初三，当时我们就奇怪，难道两位大学老师天天下午都有课，或者说要坐班，可我们附中的老师是不坐班的，下午到教研室不一定找得到无课的老师，尤其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可能老师排队买东西去了，很多时候我们连班主任李广德都找不到，李也是北师大毕业生，要是我们的老师象麦老师夫妇那样敬业，那样天天坐班，该多好啊！还有一次下午停课到师院物理系阶梯教室听科普讲座，主讲的正是麦老师。他早早地就等在教室里，可直到讲座时间，我们初二年级约一百六十人稀稀拉拉才来了二十多个学生，座位百分之八十以上空着。我们来了的学生自已都感到害羞，让一位守时敬业的老师目睹口碑不错的附中学生竟这等松松垮垮，我们三个班的班主任都干什么去了？没想到麦老师全然不因为讲座学生太少而影响讲课的情绪和质量。他面带和悦亲切的笑容精神饱满条理清晰地讲了恒星、行星、卫星、太阳系、银河系、星座、光年……他又是打比方，又是画图，又是出示图片资料，又是操作幻灯机，足足忙了两个钟头。有同学不理解“光年”这个概念，在下面嘀嘀咕咕。麦老师又重讲：“请同学们再复习一遍，光年是指光走一年的距离，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光一秒钟走……即一光年是……详细地，不厌其烦地边讲边演算出一系列数字来。我们这些刚上初二的学生，虽熟读过“三国”“水浒”“七侠五义”“说唐”“西游记”等小人书，也读过几十万字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小说，但哪里在意过光一秒钟走多少距离，竟然不知不觉地就被麦老师引入了浩邈深邃的宇宙，讲座完了都舍不得离开。大家围着麦老师问这问那，麦老师虽然很累却耐心地回答任何提问，有的问题还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尤其是叫“我太太来了”最响，而引起麦老师夫妇注意的那位同学好奇地问：麦老师，宇宙到底有多大？麦老师笑眯眯地看着他说：这个问题，有一个不断认识和扩大的过程。人类是从地球起步，认识了太阳系其他行星，再到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河外星系大都是由几千上万颗恒星组成，十几个或几十个星系在一起组成星系群。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就同它附近的星系组成了一个星系群。其直径约为260万光年。可见，光年这个概念在天文学上很重要。在宇宙中，比星系群更高一级的星系组织是星系团，其由成百上千个星系组成。离我们最远的北冕星座是一个包含400个星系的星系团，光从那里来到地球，需要7亿年的时间，一个个星系团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总星系。人类目前的认识，实际上是把宇宙作为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上有限度的想象模型来对待的。宇宙到底有多大？只要我们找不到宇宙有边的迹象，我们就应该继续探索，小同学，欢迎你加入探索的队伍！小李听得目瞪口呆，突然又受宠若惊，嗫嚅半晌，眨眨眼睛说：“谢谢老师，今天我认得天高地厚了，我一定努力学习！”

麦老师肯定认得出今天听讲座的附中学生里，有三四个经常和他半路相遇，喊“我太太来了！”的人，他也知道我们都是本院教职工的子弟，因为我们是从后门或侧门进，前门出，但他不知道谁是谁家的娃娃，叫什么名字，他很忙，心胸开阔，不褊狭，但小李他一定认得出，小李是个聪明人，他的一句“认得天高地厚了”语义双关，算是对麦老师的赔礼和感激，大家心照不宣，其乐融融。305教室所在那幢大楼的过厅里57年曾放有两张乒乓球桌，麦老师经常路过，有时也加入进来打几局，没有成人只有一群娃娃时，有时也和娃娃们打上几个回合。麦老师的‘我看看’大概就是打球时高兴地吼了几声，讲昆明话的人，误听为“我太太”，或故意歪曲为“我太太”，从而借代麦老师，戏谑其为“我太太”的。

其实后来我多次听过麦老师和同事们聊天，讲课，直至我加入民进组织后听麦老师的公开讲话，我发现麦老师说“我看看”其语音语调并不如娃娃们当年喊的那样。梧州在广西东部，东邻广东省，是广西的东部门户，是粤语的起源地，粤语由此地向两广东出西进，流行开来。虽然她位于北回归线上，与两广同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太阳转身的地方，但夏长日照强，春夏雨量充沛，冬短无严寒。梧州城中有山、环城皆水，自然风光把城市亲切地搂在自己的怀抱里，城区北桂江上游，有一座为纪念“龙母”而兴建的龙母太庙，始建于北宋初年，年长昆明大观楼几百岁，明万历年间和清康熙、雍正年间曾重修，兼有宋、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龙母太庙枕山面水，与地通灵，延伸至桂江边，前门壮丽，后殿雕龙画凤，也是“果然一大观，山水唤凭栏”的气象。麦老师倘徉大观楼时，几次联想到龙母太庙，愿将他乡作故乡。昆明，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梧州，也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中央置苍梧郡，至唐武德四年（621年）称梧州，明成化六年（1470年）立两广总督府、总兵府、总镇府于梧州，梧州其时成为广西政治、军事中心。自古以来，梧州都称得上是一块山川壮美，地灵人杰的宝地。著名爱国民主革命家李济深就是梧州人，他做过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和民革中央主席。两汉时期，陈钦、陈元分别为西、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我听麦老师聊起过二陈，聊起过《孟子·尽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受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不仅是《孟子》，麦老对《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也颇为熟悉。他到北京开会时拜访了任过联大师院八年院长的黄钰生，聊起过儒家教育经典，也聊起过当年的《大一国文》及他的读书心得。另有吴延举为明朝著名廉吏、邓延光为抗法名将，关冕均为著名铁路实业家。梧州先贤们的优良传统，在麦老师身上均有迹可考，麦老有他们的风标情采、精神气质。麦老是梧州的儿子，也是昆明的儿子。

曾任过云南财贸学院（今云南财经大学）院长的云师大数学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学生唐家祥先生，去年在昆北院跟我说，他在原师院数学系读书时，也上物理系的课，他认为数学系讲课讲得最好的是朱德祥先生，物理系讲得最好的要数麦赐球老师，不仅讲得生动有趣，条理性逻辑性强，严谨深刻，而且板书漂亮清爽，教态教风好。麦老师1959年还受中科院委托，筹建昆明人造地球卫星光学观测站兼该站负责人，60年评为先进站长。70年借调到昆明冶金研究所，从事固体发光研究，设计制成荧光光度计，评为该所先进工作者。主要著作有《基础物理教学论稿》，在国内物理专业刊物发表过《力学参照系》、《谐振动的能量方法》等20余篇论文。担任过云南省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云南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获得“云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师”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知识分子津贴。除教学科研业务工作外，麦老师在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还在人民大会堂作过《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稳定教师队伍》的大会发言。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作题为《加强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的大会发言，文章被收录在《国是建言》第三辑。麦老是一位教学科研具精，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并重，德才兼备，作风正派谦恭，胸怀博大宁静，目光深邃平和的学者型领导。他是那种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掌握，进而掌握了自然辩证法原理，进而通向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走向马列主义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唐家祥院长去年和我谈到麦老，他的第一感觉是，麦老无论做一个普通物理教师，还是走上省一级领导岗位，对人处事始终如一，都是谦虚谨慎，大度对人，严于律已，实事求是的。很值得学习。

如果说麦老还有些什么想不到的事情，我在这里可以提上一件：麦老本科及研究生时的同学柳老师，小麦老三岁，同在师大物理系。柳老跟我说，当年麦老任推荐正高职称评审对象的教学副系主任时，没有推荐他，他因而失去了评正高职的机会，想不通。是麦老没有办法摆平评审条件和老同学之间的距离，还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但我听见得最多的声音是，当年评审标准还不够成熟，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在摸索中制定的评审细则有些地方模糊，不易掌握，教学、科研、管理如何权衡？当时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不知柳老是不是吃了这个亏？师大是老学校，人才多，柳老为50年代的研究生，本科生里百里挑一二，况且，据说当年北师大和辅仁大学合并后，师资力量超北大、清华，肯定业务不错，人极聪明。但僧多名额少，评审竞争大，很难不伤了教学型人才。麦老家国天下，儒者风雅，心底无私，但老伴有病，子女不在昆，教学工作、社会工作、家庭负担集于一身，只可能根据评审规则来推荐，再无精力对评审细则作一番推敲改良，这或许能得到柳老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