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云南省委名誉主委 麦赐球

       1957年民进中央派人到云南建立地方组织。我当时在师范学院任教,正值超龄退团,经统战部门介绍,我被首批吸收入会。当时的组织名称是“民进昆明市筹备工作组”,会员有37人。不久全国开展“反右”运动,民进成员根据组织指示,参加本单位的“反右”。在这场运动中不少民进成员被错划。1959年民进中央决定将“昆明市筹备组”改建为“民进中央昆明市直属支部”。由于当时“左”的思想的错误指导,中共统战工作进入一个曲折阶段,民主党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政党,成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中央要求每个成员都要进行思想改造。在这几年里昆明民进组织上没有多大发展,成员的活动就是参加“神仙会”自我教育,自我改造。1966年“文革”开始,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民进成员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不少成员受迫害,含怨死亡。

       粉碎“四人帮”,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民主党派也开始恢复活动。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爱国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候的昆明民进只有22位成员。为加快会务发展,1980年会中央决定成立民进昆明市委会,在全体会员大会上我被推选为主委。当时我在师范学刚获高级职称并担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想不到这次当选,会完全改变了我的后半生的成长,从囿于校园工作的教师逐渐变成从事社会活动的民主人士,并成为副省级领导。1984年成立民进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我又当选为主委,并连续担任四届主委至2002年。在这20多年中,在民进中央的培育下,我当选为民进中央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兼常委；被安排为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第八、九届常委；1993年当选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年当选为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正是由于担任了这些职务和有这些工作安排,使我有机会长期献身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获得许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议政的条件,直接聆听到我会中央老一代领导人的教诲,结交了许多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有许多机会深入工厂和农村,了解不少社请民意。这一切对于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思想、道德和学问上都获得许许多多的教导。

       1985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当年我57岁,与我会葛老、柯老、方老、明养老、志公老、宝三老、吴荣老、懋征大姐以及民进地方组织的平甫老、西林老、景宁老、一百老、念海老、力佩老等前辈编在一个小组学习讨论。他们的发言很有深度,对问题的分析十分精僻,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有价值,使我大大开阔眼界,启发了思路。为庆祝政协开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意指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人民政协可以大有作为。对我来说这一标题,也像描写我进入全国政协如鱼入大海,鸟飞长空。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每年九月十日为“教师节”。在小组会上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希望各级政府重视教育,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谈论得比较多。在葛老主持下,将小组有关教师问题的意见整理,写成一篇题为“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稳定教师队伍”文章,由葛志成、方明、霍懋征、方明、段力佩、麦赐球等人署名,送交大会并得到安排为大会口头发言。葛老提出由我到大会发言,理由是我为发言稿提供的材料较多,来自边疆又是在师范大学任教,更主要的是让人们见到民进的新面孔。其他诸老表示同意。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十分紧张。在那么大的场面,有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在场,我真怕完成不好任务。又是葛老给予我鼓励,叫我好好准备。大会发言限时十五分钟,我就像年青教师笫一次上课,事先预讲了几次,把讲稿都背熟。我还给自己鼓励,一定不要有负众人的希望。发言那天,我确实做到很有信心站到发言席上,用真实的情感表达发言稿上的内容。当我讲到“目前广大教师在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困难的请况下仍坚持搞好教学”,“国家一定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不能让一些中小学的校长为挣钱而奔忙”,“要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办一些实事,要使教师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获得听众热烈鼓掌。我结束讲话,刚到规定时间。散会后,葛老走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很好！很好！我心中明白,这是会中央对我的培养,给予我锻炼的机会.我们几个人中无论换谁上台发言,效果都会更好,影响会更大,段老是上海育才中学校长,当时全国都在宣传育才办学经验,懋征大姐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总理都敬重她,方明老是全国教育工会负责人,在教育界很有威望。若是葛老自己上台,效果将更为显著。

       大会还安排邓颖超主席接见新委员。邓主席和新委员一个个握手并简短交谈。和我握手时,我自报姓名并说在云南师范学院从事教育工作。邓主席立刻说“云南是边疆多民族地区,保持稳定和发展教育非常重要。我也当过教师,是在幼儿园。四个现代化建设教育是基础。要为发展教育多出力”主席的话言简意赅,表达了她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心,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一个年轻委员寄予的深厚期望。我当时十分感动。当晚我以题为《最令我感动的时刻》写了一篇短文,描述邓主席接见的情况和在大会堂发言听到几次掌声时的心中激情。文章在当月的《民进》通讯刊登。

       几十年来每参加会中央的一次会议,每一次与中央领导接触,都受到许多教育,认识有所提高,迷糊的问题得到澄清,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印象较深刻的事情有：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会在昆召开会议,雷洁琼主席利用会议休息时间看望我们,我向她做工作汇报。她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指示：要发挥做好岗位工作和会务工作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在会内要讲民主也要讲纪律。（民进省委组织了学习,提高了同志们对业务与会务辨证关系的认识,会内特别是省委机关的民主气氛增加,组织纪律也严明了）雷主席还提出要去瞻仰“一二、一”烈士墓和深入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烈士墓在西南联大旧址,烈士墓内有“一二、一”事件壮烈牺牲的四烈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的衣冠墓。“一二、一”事件和闻、李遇害,与雷主席亲身经历的“六二三”南京下关事件发生于同一时期,都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雷主席怀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烈士墓前深鞠躬,缅怀他们为争取民主自由,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牺牲。在观看纪念馆展出的国民党特务行凶打人的图片时,雷主席说我经历过这场面,这是历史见证。最后雷主席挥毫为纪念馆留言,《尊敬的闻一多教授和“一二、一”烈士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在整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充满怀旧的情感,去追思和凭吊几十年前和自己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而献出生命的战友。此时,我更感到这位老人值得我们尊敬,也为民进有这样一位慈祥、坚强的领导人而感到光荣。到少数民族地区是省政协主席和我陪同。就我们三人和三位工作人员,真正做到轻车简从。车上省政协主席向雷老介绍云南民族风情,到达目的地雷老健步到各家走访,和人们亲切交谈,平易近人,深受欢迎。一个村民对我说,真没想到她是这么大的官。

       1987年在民进全国代表会议上叶圣老讲：“忽然想到两句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愿意到死之前实践这两句话,也希望我们民进的同志能够广为宣传。”会后赵朴老执笔写出这两句话,并作了解释。赵朴老在纪念民进成立四十五周年献词中写的“我们应当,无愧于过去的光荣。我们应当,无负于今天的时代”我一直把这两老对我们提出的恳切教导作为座右铭。

       葛老经常讲到的“我们民进是个老实党,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陈舜老对我讲“支边扶贫要固定在几个点,有计划地长期进行。”楚庄老到云南对我们提出十二字要求：“明大义,顾大局,讲真话,办实事”以及进入新世纪许嘉璐主席提出：“努力把民进建设成为适应21世纪的高素质的参政党。”他们的教导和指示,对我做好工作,为人处事,都很有启发和教益。

       在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老一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我与云南民进省委诸领导通力合作,并得到广大会员的支持,在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参政党各方面职能上,基本上也完成了任务。有些工作也得到领导和社会的肯定。例如：我在全国政协有两件提案被列为优秀；1995年的大会发言《必须大力扶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教育》获得李岚清总理的重视,在发言材料上作了批示。（国家教委文件    李岚清副总理3月10日在全国政协麦赐球委员的发言材料‘发言材料八十九’上批示：请在审议《教育法》过程中采访委员）2000年写的《加强环境的科技研究与开发》被安排在常委会上发言,并被作为精选文件编入《国是建言》第三辑。《环境壁垒与对外贸易》全国人民政协报全文刊登。《一个新的环境问题——生物安全》云南省人民政府作为〈参阅资料〉印发全省。

       2002年民进云南省委换届,我退了下来。反思40多年在民进组织的关怀下,我逐步成长,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仔细思考自己所做的与组织对自己的培育、关怀、与期望仍存在较大差距。有许多事情,当时如果自己更努力一些,更主动一些,事情必然会做得更好。我真希望时间能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