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圆桌 

时　间：2022年1月18日

地　点：昆明滇池大酒店

主持人：云南政协报记者  皇甫丹霖

嘉宾

邓国谊　省政协委员、昆明市五华区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王卫东　省政协委员、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陈光杰　省政协委员、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副主任  

主持人的话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云南积极深入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工作，并结合实际作了探索，创新性提出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双升”重点任务，为推进落实“双减”工作提供支撑保障。对此，本报“委员圆桌”邀请了3位省政协委员一起交流探讨，并提出意见建议。

（图片从左至右分别为：邓国谊委员、王卫东委员、陈光杰委员）

实现资源和成果共享

主持人：委员们好！首先来谈一谈，我们该如何看待“双减”？

王卫东：我认为，开展教育“双减”工作，实际上是服从国家公平和共享的原则。首先，是要缩小贫富差距，让大家能够实现资源和成果的共享。其次，要让社会各个阶层流动起来，避免造成阶层的固化，这就需要加强校长和教师之间的流动。“双减”政策其实就是能够让所有的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能够通过起点上的公平，影响结果的公平，让大家都有发展的空间。

邓国谊：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看到近年来教育部印发了很多基础教育的政策文件，从我们最关注的中国三考：高考、中考和小升初的考试来说，教育部都有了一些新的改革举措。比如在关注高考、中考的时候也在关注学生的生活情境和实际动手能力，意味着一到九年级的学生要更多地把时间和精力从单一的书本学习转向动手能力的提升，而“双减”就是配合这一系列政策出台的。“双减”是必然的，它能够帮助学校、老师、学生和家庭重新更迭我们的家庭培育理念、学校教育理念以及老师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一个均衡的生命成长体验过程。

陈光杰：作为一名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家长，我对“双减”有着深切的体会。过去孩子时常感到时间和精力不够，每周六回家以后基本上都要补觉，补完觉后至少要写一整天的作业，星期天就要去上晚自习。所以，整个周末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处于补觉和做作业的状态。为此，我在去年的省政协全会上还专门提交了一件关于让孩子得到充分睡眠、休息的提案。而“双减”工作开展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好转。

此外，我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对人才的培养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现在“三考”指挥棒的作用太强大，让很多家长从孩子上小学、中学开始就处于焦虑状态，这是不利于人才培养的。而且我们的人才培养并不是为了应试，很多时候不能一考定终身，比如说高考，并不是考一个好的大学就是人生的终结。

然而从教育资源的分配来看，这也折射出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还是比较紧缺，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仍然不公，要落实“双减”，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主持人：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结合当前“双减”政策“减负提质”的要求，应该如何设立评价体系？

王卫东：在当前评价机制还未改变的基础前提下，政府对学校的评价仍然是升学率，虽然现在不公布学生考试名次，但最终还是要进行高考、中考和小考，这些都是对学校的评价参考；就业率的统计，实际上也是对培养人才的一种评价，我认为突破这些评价体系很有必要。

我们还应该看到，教育的出口是什么？社会怎样接纳人才？企业单位招聘时，对聘用者的评价标准是看学校、看成绩、还是看能力？如果看学校，那么义务教育的目标就是考一个好大学，政府的评价也会倒向考取好大学。如果看能力，学生的个人追求、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和政府对学校的评价标准都会发生变化。出口决定入口，出口的关键在于社会如何制定人才评价标准。对能力的评价也会导致学生追求全面发展，学校在课程制定和对教师的评价也会从分数转向学生是否均衡全面发展，转向“五育”标准。政府也不会单从升学率上来评价一个教师和评价一所学校，而是从入学率、保学率，学生均衡全面发展的程度等方面来评价学校，只有这样，“双减”才能真正落实。

陈光杰：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个问题是教育对于学生的培养是以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为导向还是以分数为导向？学生是要走向社会独立发展的，如果只以高考作为唯一的指挥棒，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教师进行评价？这个体系非常重要，学校对老师的考核指标如果只有分数，势必造成老师发展空间的阻碍。所以要对中小学的老师有更合理、更科学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对于教师的个人发展来说，要进行多元化评价。如果整个社会的评价机制没改变，只是单纯地要求学校进行“双减”也是不太实际的。

邓国谊：结合当前“双减”政策“减负提质”的要求，需要尽快出台配套实施细则，支撑《总体方案》落地落细，发挥好评价“指挥棒”的积极作用，引导学校管理提质、教师课堂提质、学生综合提质、家校合力提质，促进中央“评价改革”与“双减提质”的重大战略决策落实。

我们要看到，现在已经不再是一张卷纸定终身的评价了。其实教育部已经在优质义务教育方面出台了有关实施方案，对教师、学校都是具有导向性的。云南省也在不断地修订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实施的方案。“学校法”即将出台，这就是对学校评价的纲要性文件。对老师的评价有教师能力评价标准，这是一个针对教师成长路径方向的指导。而对于孩子的评价，则不能使用狭隘的理解惩戒规则，需要建构一个让学生逐渐形成“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责任”的规则意识。

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就是对家长、家庭评价的导向。目前，教育部已经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引导，全社会都应全面地认知评价体系。

根据云南省“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已经明确了各级政府不允许再用分数去衡量学校。要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机制，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州（市）、县（区）人民政府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的分配、评优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主持人：“双减”不是减学习，而是要高效、有质量地进行教学；“双减”不是减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更不是减学生的成长。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

陈光杰：“双减”之后，作业量明显减少了，学校也不排名了，但作为家长的我们仍旧焦虑。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总担心孩子考不上好学校，这就需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如果义务教育可以拓展到高中阶段，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有更多的课外时间去读书、旅游、做家务，走出去接触社会，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应鼓励学校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为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同时，用好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各项手段。

王卫东：一个怎样的人才算成功？成功的标准有很多。过去，我们认为的成功或许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但现在我认为，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成功的人。这不能只是观念上的变化，社会评价机制也要发生变化。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都要发生变化。要引导大部分学生走向职业教育，培养高技术人才；要让孩子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按照兴趣、爱好、特长进行发展。

邓国谊：近两年，中央密集出台多个教育改革文件，打出了教育改革的组合拳。最终目标都是要落实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宣传解读还不够，很多群众并不知晓，这就需要媒体去进行正面积极的引导，加大对各类政策的解读力度。就云南的教育改革来说，在体育、劳动、艺术方面，中考机制上就有着很多超前的地方，虽然刚开始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其实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所以，教育的政策、规划等需要全社会的认知和了解，要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大力宣传典型案例，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营造全社会支持、理解、配合的氛围。

会内会外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

“双减”政策发布后，云南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于9月份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对全省的相关工作作出统一部署。

今年省两会上，“双减”成了委员关注的热词。会内外的委员、老师、家长、学生对“双减”政策如何落实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期盼。

会外

一年级小学生书包近3公斤

中小学生书包重，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2007年，成都等一些地方就出台过“书包限重令”，对书包过重的中小学校长，要采取问责等行政处罚。有研究表明，书包的重量不宜超过孩子体重的十分之一，否则会引起脊柱侧弯等一系列生长发育问题。

“今年我的小孩刚上一年级，每天按照课表需要带课本、作业本、练习册、水杯，以及体育课需要用到的跳绳，还有延时课要用到的篮球、饭盒等。要是不买个质量好点的书包，估计都难以承受负荷。‘双减’能不能从孩子书包的重量减起？”昆明市民蒋女士说，她的孩子每天出门的状态都是背上背一个近3公斤重的大书包，手上还拎着一个饭盒，外加一个篮球，“既心疼又无奈，书包的重量和一年级6岁小朋友的身板不相匹配，走路驼背、含肩，对整个体型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书包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课程多有关。”蒋女士认为，比如劳技课，教具有剪刀、彩纸、橡皮泥等；美术课，需要带48色的彩笔，光这套笔就很重；体育课，有时需要带球拍、跳绳等。每天孩子们的课程很多，生活丰富多彩，但这样一来，一些学生没有做好统筹安排，干脆把课本练习册全都带着，如果再加上一些课程所需的教具，书包自然就重了。“虽不是带一个星期的课本，但每天还是沉甸甸的，我们大人背在身上都觉得重。每次都抢着把孩子的书包背上，不想让孩子小小的身体承受超过年纪的负荷。作为家长，我们就希望学校能够提供场所，供孩子固定存放彩色笔、篮球、跳绳、水杯等生活学习用品，通过‘收纳整理’适当减轻孩子每天需要携带的物品。”

会内

委员建议：书包“减重”学习“增效”

民有所盼，委员有所呼。省政协委员万妍娟、刘寒雁今年就将关注点聚焦在“双减”政策上。

“国家实施‘双减’政策，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我们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来落实‘双减’政策，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减轻学生书包的重量，因为书包的重量最能反映出学生课业负担，书包的重量降不下来，说明学生的课业负担还没有降下来，‘双减’政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万妍娟认为，落实“双减”政策，首先要通过对书包减重来真正树立减负意识。其次，要出台制度规范学生书包重量，建议由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配合，出台相应的制度，明确规定中小学生的书包重量不得超过体重的10%。同时，在校内设置体重秤和书包称重台，便于检查监督，控制书包的重量。

万妍娟还提出，学校应在教室增设书筐或书柜等设备，便于学生存放书籍和其他物品。各学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学生将日常用教科书留在教室，既能减轻书包重量，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督促减少学生作业量。

提到如何落实“双减”政策，刘寒雁除了赞同“书包减重”的建议外，还提出，要关注“双减”后，学校、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刘寒雁指出，政策实施后，将出现差生和优生的两极分化显著、不同学段学生家长的焦虑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和城乡间的差异明显等问题。如：由于成绩好的学生具有较强的自律性和学习主动性，受政策影响不大；而成绩较差的学生由于学习态度和基础薄弱等原因，严格的约束管控和高频的课后补习消失后，成绩出现大幅滑坡；初中学段家长面临深层次课后科学类、艺术类教育（培训）的支出压力；发达地区以强有力的财政投入和资源统筹支持课后服务，但欠发达地区受限于经费能力，抓“减负”时购买校外服务项目较少，导致选择面极窄，抓“提质”时大幅提高工作要求，导致在岗教师压力加大；由于科技、艺术等素质类教育的“门槛”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乡村地区很难聚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刘寒雁建议，要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创办“家长学校”、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机制等方式，增强家长教育孩子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职责,以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营造和谐美好的家庭氛围，家校协同形成教育合力，不断提高学生的自律能力和学习自觉性；进一步统筹教育资源，整合各界力量，探索建立省级统管、州（市）统筹、县域共用的课后教育（培训）服务体系，全力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薄弱学校的教育资源供给和师资力量支持。同时，针对科技、艺术、体育等类教育，通过设立收费标准，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全力保障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优质而多样化的选择权利。

（张莹莹  杨丽娅  张浩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