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前的形势：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即公开发表了《对于目前局势的宣言》，完整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总方针。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公然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顽固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方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两种建国方针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

2、民进成立的过程：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以马叙伦、王绍鏊为首的一大批抗战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出版界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爱国人士，关心国是，拍案而起，愤而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在马叙伦和王绍鏊身边分别联系了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雷洁琼、郑振铎、柯灵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抗战时期，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积极参加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这两部分力量汇聚在一起，一个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诞生了。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3、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且被现实斗争所催生。首先，民进前辈马叙伦、王绍鏊等都有深沉的爱国情怀，素有报国之志，这是民进深远的思想渊源。其次，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渴求，都使得民进的前辈挺身而出。再次，马叙伦、王绍鏊所联系的两个方面的文化、出版、教育和上海工商界的爱国人士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因此就想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筹备，中国民主促进会诞生了。

4、下关事件的历史意义：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成功地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六二三”下关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它撕下了蒋介石的伪装，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从根本上打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识到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内战才有可能制止；2、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正如马叙伦对周恩来说的：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因而，“六二三”后，他们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结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使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5、1948年5月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宣言》表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宣言》，是民进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它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这是民进在中国“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斗争实践中作出的正确抉择，它标志了民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质的变化。

6、民进领导人北上参加新政协的过程：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10月王绍鏊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随着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活动阶段。

7、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立即邀请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这份信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进两位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重视。2月下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代表聚会北平。2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举行欢迎民主人士大会，马叙伦也以民进常务理事身份在欢迎会上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精诚团结、合作共事、协商建国的共同愿望。

8、“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的完整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1982年1月，胡耀邦在第15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这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十六字”方针正式确立，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9、民进的优良传统是“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1997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民进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修改的章程里首次出现并且沿用至今。民进十二大工作报告指出，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老一辈正确的历史选择，是民进优良传统的核心，是民进持续健康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体现了我会的政治理念和工作作风，贯穿了民进创建伊始直至今日的实践的全过程，是我会走正道、做贡献的可靠保证。坚持立会为公，体现了民进建会的出发点，是民进各届各层领导者和广大会员的初心。

10、200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主要领导人座谈，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有四条最基本的经验，一是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二是必须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共同为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而奋斗。三是必须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有效性。四是必须坚持执政党建设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参政党的参政能力。胡锦涛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打牢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二是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献计出力；三是要继续搞好政治交接，进一步提高开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11、2012年1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等视察了民进中央机关。习近平听取了会中央领导严隽琪的介绍。他说，刚才在民进中央机关大厅里看到了五尊雕像，使我们想起一代又一代的民进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这实际上是一种和衷共济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重申，中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这是我们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我们的政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