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战胜利后，代表人民正义呼声的进步刊物的大量创刊发行，是上海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周报》和《民主》以其创刊早、发行量大、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受到市民欢迎。

2、在抗战胜利后上海四大民主刊物中，《周报》的主编是柯灵和唐弢，《民主》的主编是郑振铎。

3、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两部分民主力量双方首次聚会的地点是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后来又转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

4、表明了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两部分民主力量的合作的是1945年12月中旬发表在《民主》周刊第12期上的《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

5、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1946年1月2日是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开会的时间。

6、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明确规定了民进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简章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

7、出席民进成立大会签到的有26人，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徐相任系由其子徐彻代签）、章蟾华、胡国城，徐相任并未到会，故实到25人。

8、《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是在王绍鏊所写《意见书》的基础上，经理事会深入讨论修改后完成的。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9、1946年1月l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当天，民进在上海也召开会议，专门研讨对旧政治协商会议的立场态度。11日，民进发表《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公开表明对这次会议的希望和要求。

10、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一万多群众在玉佛寺公祭“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民进以组织名义参加，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及郑振铎、许广平、林汉达等到会。会后一万余众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场别开生面的万人公祭大会，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对唤醒民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后，马叙伦参加了于再纪念委员会，亲自编辑出版《“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

11、1946年2月，“较场口血案”的消息传到上海，民进领导人立即发表了《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惩办暴徒与防止日本法西斯“卷土重来”》《对于较场口惨案再说几句》等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2月l7日，由民进和民建、民盟上海支盟、救国会上海分会、小教联、妇女联谊会等40余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政协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沈钧儒茶会，通过联名宣言，要求政府立即实现政协会议决议案及四项诺言，电慰“较场口事件”受伤诸先生及严惩凶犯等。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这次会议还一致决定发起组织中国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公推民进为召集人。

12、1946年1月4日，民进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马叙伦就提出要和民盟、民建的在沪组织及上海的其他党派团体加强联系合作，民盟、民建等均回复表示支持。由于当时民进在上海民主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已在事实上成为上海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因此，民进的建议立即得到各团体组织的支持和拥护，大家并一致公推由民进牵头负责这一联合机构的筹建工作。

13、1946年5月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纺织业、丝织业、机械业、水电业、百货业、酒菜业等工会以及妇女、文化、医药、银钱、教师、学生等各界52个团体组织，终于冲破层层阻力，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隆重集会，宣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正式成立，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200多位代表。

14、1946年6月5日，人团联发表《反内战宣言》，指出内战已经有蔓延全国的趋势，“人民直接间接受内战的痛苦和损失，已是说不尽了”，“我们人民要团结起来，拒绝参加足以增加战乱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以主人的地位来制止战乱，如果谁竟敢压迫我们这样的举动，就是我们人民革命的对象！”

15、1946年6月5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民进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罗叔章、唐弢、许广平、周建人、阎宝航、胡子婴、沙千里、胡绳、林汉达、郑振铎、徐伯昕、雷洁琼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民盟、青年党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呼吁停止内战。

16、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又称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大会如期在北火车站举行。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严景耀等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17、1946年6月23日，以民进老一辈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的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和平请愿，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由于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重重障碍，上午11时开车，直到晚7时才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成员鱼贯下车后，被暴徒团团围住，伪装成“群众”的国民党特务对代表们大打出手，进行围攻近5小时，马叙伦被打成重伤；雷洁琼头部遭重击，胸部被重物击中，拼死保护了提包里的代表团的文件；阎宝航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学生代表陈震中受伤最重，被打时曾有人扼其喉管，险些致死；叶笃义、浦熙修、高集也均被殴伤。24日凌晨两点，代表们终于被安置在中央医院分院。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民进会史称下关事件）。

18、被殴受伤的马叙伦等请愿代表直到24日凌晨两点才被安置在太平路的中央医院分院，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积极为营救代表奔走，当受伤代表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19、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曾以第三方面姿态出现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思考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于是“中间路线”的思想出现了。围绕中间路线，民主力量内部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论战。争论的实质，就是中国的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爱国民主力量应该依附于谁。

20、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各校的学生立即罢课，掀开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序幕。5月20日，民进发表《对和平运动的意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民主的普遍要求，谴责蒋介石挑起内战和镇压群众的罪行。就在民进发表《对和平运动的意见》的当天，国统区内又发生了国民党武装军警残酷镇压学生的“五二〇”血案，消息传来，民进在文末添上了一段话，以示愤怒和谴责。

21、1947年5月29日，由民进主稿、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署名公开发表《对最近时事宣言》。这篇《宣言》，是民进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之时发出的讨伐反动政府罪行的檄文。它的发表，充分表现了民进在革命斗争处于危急状态时不畏强暴，不怕迫害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大大鼓舞了上海各界群众的革命斗志。

22、在1947年9至10月间，民进和民建、民盟在沪机构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党派团体，曾着手推行过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民主运动联席会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该联席会议的性质、任务、机构等，并草拟了简章。但是，10月2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严加取缔”后，国统区白色恐怖愈趋严重，“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也因此被迫流产。

23、马叙伦洞悉国民党的阴谋，大义凛然，于10月30日给家人预立遗嘱说：此件待余遇害后由诸儿共发之：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己【（1）夫己，语出《左转》：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意为不欲指其人也。此处是指蒋介石。】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余之遗体，若为毁弃，不必寻求。皮囊盛血，本无足珍。苟得见归，即付诸火，期于悉成灰烬，播散海陆。汝曹欲寓纪念，可于吾母墓前立石，仅足书姓名，勿事增华也。

24、民进部分领导人撤离上海后，留在上海的常务理事许广平、理事周建人、柯灵及候补理事郑振铎等，继续领导民进成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948年春夏，国统区内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加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为争取生存，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教师率先行动起来。

25、1948年3月，与民进有密切联系的小教联，在理事长葛志成的带领下，联合了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掀起了一场全市规模的“上海市各界抢救教育危机”的斗争。周建人以学生家长身份参加了这场斗争。6月28日，小教联等团体又引导这场斗争朝反饥饿、反迫害的方向发展，组织了1000多名教师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对教育界的饥饿压迫政策，参加游行示威的教师们冒雨静坐街头27小时，迫使当局答应了全部条件。

26、北京、天津、南京、成都等地师生的积极响应“上海市各界抢救教育危机”的斗争。这场斗争后，小教联、中教会的一些主要骨干被列入国民党宪警的黑名单。1948年11月，葛志成等接到组织通知，撤离上海经镇江进入苏北解放区，后辗转抵华北解放区。

27、1948年6月，周建人、郑振铎联合上海文化界人士114人发表了《正告美大使书》，指出反美扶日运动“是民气昂扬、舆情激愤的具体表现，完全合情合理”，他们正告司徒雷登：中国的“独立主权不容任何人侵犯，爱国自由不容任何人干涉！”许广平与史良、胡子婴等联合上海妇女界知名人士300余人也发表了声明。

28、1948年，国民党集团为进一步掠夺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于8月19日发布了一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即所谓“改革币制”)。民进认清这一命令“表面似为追求美元，内幕或有重要阴谋”，故于 24日邀请许涤新、章乃器、千家驹、狄超白、陈文川等经济专家座谈讨论，揭露《紧急处分令》的反动本质，并在8月31日发表《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指出所谓币制改革，完全是南京政府进一步掠夺全国国民的财富、企图延长其独裁政权寿命的手段。

29、1948年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时，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

30、1948年7月17日至31日，民进在港理事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地、具体地提出了民进的各项政治主张。

31、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10月王绍鏊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随着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活动阶段。

32、平津战役胜利后，194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入关。林伯渠带了一封周恩来给马叙伦、许广平的亲笔信，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进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重视。

33、1949年1日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请，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他们同时接受第四野战军的邀请，参观访问了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并与严景耀、雷洁琼作了彻夜长谈，使他们受到巨大鼓舞和教育。

34、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雷洁琼、葛志成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席。

35、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正式代表中的民进会员是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赵朴初、郑振铎。

36、民进经过民主协商，一致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另外，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也参加了大会。马叙伦还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议期间，王绍鏊、赵朴初担任大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许广平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周建人为《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雷洁琼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马叙伦、郑振铎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并为该委员会召集人。民进代表积极投入了各项筹备工作。《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前身即“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马叙伦为组长。

37、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产生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其中，民进会员马叙伦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

38、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进会员王绍鏊任财政部副部长。

39、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进会员周建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

40、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进会员雷洁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41、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进会员许广平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42、1956年4月，“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提出的，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诚恳意愿，使全体民进会员受到极大鼓舞。

43、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民进与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向党的生日献词，王绍鏊发表了《永远跟着党走》的文章，表示民进今后“更要下定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进行自我改造，逐步改造世界观，同工人农民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出一切知识和力量。”

44、马叙伦主席于1958年6月5日在病榻前写下“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的条幅，勉励全体会员永远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

45、1960年7月25日至9月6日，民进在京召开了长达40多天的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等分别向代表们作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民主党派前途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46、1979年民进“四大”之后，民进进入恢复期，首要的任务就是整顿和发展民进组织。

47、2000年12月举行的民进十届四中全会，将民进八大以来的基本工作思路完整表述如下：“以政治交接为主线，以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为重点，努力把民进建设成为适应21世纪的高素质参政党”。

47、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基本态度。“互相监督”体现的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则指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合作的过程中，要以诚相待，开诚布公，患难同当，荣誉共享，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48、200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主要领导人座谈。胡锦涛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四条最基本的经验，并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提出了三点希望。

49、2012年1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等视察了民进中央机关。习近平听取了会中央领导严隽琪的介绍。他说，刚才在民进中央机关大厅里看到了五尊雕像，使我们想起一代又一代的民进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这实际上是一种和衷共济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50、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可称为“三好”，是对新时代民主党派作用地位的新概括，为巩固团结和谐的政党关系、建设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提供了重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