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8日上午，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民进芜湖市委会，为安徽省各地市会员代表作题为《不忘初心，巩固“三个认同”》的主题讲座。以下为讲座的内容全文：

　　一、政治共识是立会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不忘初心”，意味深长，引人深思。我联想到禅学的说法“悟道不难，维持初心才难”，因为初学者的心是“虚”的，随时向一切可能性开放，而后来的阶段，心里装满了看法和理论，接受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共产党要不忘初心，民主党派呢？回顾历史，民进的创始人们是因为志同道合，同为国家前途担忧，都对国民党打内战和反民主的行径不满，他们是有了基本的思想政治共识才走到一起，成立了民主促进会，其中可说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当时他们用笔发表政见、用集会呐喊、用请愿等形式呼唤更多民众达成“要和平、要民主”的共识，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张，履行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今天，凝聚思想政治共识和履行好参政党的职能是历史交付当代民主党派的责任。1997年至2007年，民主党派创始人一代基本都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政治交接就成为参政党思想建设的主线。交接什么？就是继承民进“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并不断赋予优良传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民进“十大”之后，为了在新形势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民进中央将凝聚全会的思想政治共识总结表达为“三个认同”——目标认同、道路认同和价值认同。目标认同指的是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包括15万民进会员在内的亿万中国人共同的向往；道路认同指的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是我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正道；价值认同指的是认同民进的优良传统，这是民进人的共同价值取向，是民进能够有所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13年以来，民进在全会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就是政治交接的延续。

　　习近平同志在“七一”讲话里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讲话提出“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内在力量的表现，而且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这个自信传达给他人，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科学家与革命家并无二致，既自信又把自信传达给他人。执政党作出了榜样，参政党同样需要理想信念。“三个认同”首先表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这是立会的思想基础，是凝聚力的源泉，是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三个认同”也是民进优良传统在现代的演绎，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民进优良传统和现实经验的新概括。

　　二、“三个认同”的时代背景

　　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一位台湾学者（朱云汉）是这样描述今天的世界正发生着趋势性变化：一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级体系式微。美国曾是世界公认的唯一超强，主导了苏联解体后的国际秩序，但20年后的今天，根基已在动摇。二是“第三波民主”（源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达到高潮，曾被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断言为人类文明演变的终点）维持不到40年，在今天出现退潮。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面临挑战。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重建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打下基础，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占统治地位，但随着“华盛顿共识”破灭，反全球化运动兴起，金融危机致西方经济熄火，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引起激进变革呼声，近60年的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趋势面临空前危机。四是西方独占鳌头时代接近尾声。西方主导人类历史长达300年，进入21世纪后，世界权力中心明显东移，亚洲正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角。这样的发展趋势，意味着衡量“进步”和“落后”的历史坐标受到质疑，也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在选择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时享有更大空间。人们呼吁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统筹绝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再看今天的中国：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震惊了世界，还是这位台湾学者说，300年来，只有4个历史事件可以和中国崛起相提并论：一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二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四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崛起。中国崛起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幅员最大的全面工业化、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跳跃式上升、通讯和基础设施的超越式发展；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困；中国正加大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从追随者向创新者、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一带一路”、亚投行、首先推动国与国外交关系五项原则等）成为“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

　　放眼世界和了解国情，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西方的“焦虑”，因为他们已习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观，习惯于由他们出理论、解释概念、当老师指导非西方国家。然而不同文明间相互激荡、交流和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今天，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会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不会因为别人的说三道四就失去道路自信，也不会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放眼世界和了解国情，我们可以理解中国面对着“崛起的烦恼”，市场主体的多元、阶层的多样、利益诉求的多变、思想观念的差异、科技革命的挑战、生态环境的严峻等等，再加上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了更多更高更新的期望，中国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并以更积极的态度参加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之中。

　　共产党的“四个自信”、民进的“三个认同”不是政治口号，而是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立足于丰富的实践和理论思考。我同意一些学者的分析，现代中国具有三大优势：一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新中国头30年，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力量特别强的现代化国家，完成了相当彻底的社会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为后来3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如果与印度比，大多数曾在中印实地考察后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远强于印度。而且在巨大的外来压力下，通过30年自力更生，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规模大”的优势。规模大意味着潜力大、韧性大、独立性大，在现代经济中，许多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如航空、高铁，都必须有巨型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而且规模会带来“磁吸效应”，不少跨国公司受中国市场吸引，抢着挤进中国时，就答应了其他国家不可能有的条件，如在中国建研发中心等。三是“后发优势”。学习先进的经验，可以少走冤枉路，实现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蛙跳式”技术更新。例如中国在普及有线电话都很困难时，几乎同时进入无线与数字时代；在第三代手机技术尚不如韩国和西欧时，却最早布局第四、五代移动通讯；在传统金融尚未充分市场化时，“互联网金融”却冲到世界最前沿。总之，当今的中国正奋进于现代化之路上，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

　　三、“三个认同”的深刻内涵

　　（一）目标认同。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现代化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包括民进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努力。现代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目标，关于国家现代化的理论专著不胜枚举，其中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现代国家论述占据着主流地位，好像只有经历了西方工业化之路的国家才会形成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国家。据我所知，最初“现代化”这个概念就是被用来形容欧洲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社会明显进步，不再以传统方式运转，找到了新的进步方式，并且个人和集体的状况都有所改善。有学者（黄仁宇）认为现代化等于市场化加法制化再加数目字管理，有学者（秦辉）认为现代化等于工业化加市场化和民主化，还有学者提出现代化等于经济全球化加文化多元化，等等。（许倬云）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海外贸易连环形成的，其中包含了城市化（以城市为主）、现代金融制度的形成和文化启蒙（思想解放）、国家和社会的紧密结合等内容。中国的背景不同于欧洲，文化背景更是大相径庭，这使得中国与欧洲对现代化采取的概念和模式都不相同。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要实现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数亿人将从贫困状态中得到解放。这是远远超出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的伟大愿景，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意义必然超出国界，产生震撼世界的巨大影响。我们应该认识到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世界提供了新的经验。

　　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民进全会的目标认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时度势，对“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的重要判断，明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理论的升华与创新，对我国发展的全局、对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巩固目标认同，需要我们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胜信念；需要把民进的事业放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虑；需要立足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阶段性特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做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工作。

　　（二）道路认同。从历史事实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或差异性，二是需要与时俱进。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修正、概念变化、事件不断的过程，曲折而艰巨。而且在任何领域都具有古老和现代双重性质，从而创造出自己的特点。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在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政治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他认为，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相较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国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

　　一看看工业化之路。正像中国学者杨光斌谈到现代化的动因时，有个观点：第一波（英美）的现代化是由商业集团推动，基于社会中心主义（自由主义）理论；第二波（德法）的现代化是由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自上而下推动，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第三波（后发国家，俄中）的现代化是由政党组织国家，基于政党中心主义。第一波指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财富的大量积累，但给劳动者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贫富分化现象非常严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阶级对抗极为严重。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并不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道路造成的，这是一条“自由放任”的道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国家不干预，远离经济领域。由此提出“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正是这个学说使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创造出大量财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工业产量是世界其他地方之和！这个后果在全世界造成重大动荡，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但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英国一个非常不安定的时期，社会动荡，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马克思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提出了纠正社会不公，建立一个幸福、公正、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对工人产生巨大吸引力，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历史就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全世界扩散的历史。美、法也走上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道路，即第二波，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其落后的原因是不统一，小政治体互相征伐。随着统一的步伐，德国工业革命才全面和快速地发展，创造了当时世界的经济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除了统一的因素，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即借助国家的行政力量来推动、指导和保证工业化，结果证明这种模式对后进国家非常有效，后来被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其实德国历史一直离不开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子。第三波是俄国（苏联）工业化，采取的是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全面介入、直接运作生产活动。这也是由俄国国情决定的，俄国地广人稀、劳动力匮乏、一百多个民族、采取的是非常集权的沙皇制，再加上农奴制（直到1868年才废除农奴制），所以俄国工业化是强制性的，早期的工人从身份来说都是农奴，甚至早期的工厂主的身份可能也是农奴，即使农奴制后来被废除，沙皇又用强制盘剥的方法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这种强制方式直到后来的苏联时期，仍能见其影响。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动用行政力量，将一切资源调动起来，集中使用，发展速度惊人。计划经济具有不合理因素，即计划越严格、束缚性越强，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结构越来越复杂，计划的可靠性就越来越有问题；而且在指令下，具体生产单位日益丧失主动性，劳动生产力变得低下。所以必须主动调整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适应不断出现的变化。如果用前两波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后发国家的道路，发展中国家总是错误的。其实资本主义一直在变，而且变的很厉害，从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亚当·斯密），政府绝对不可以干预经济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重新启用政府力量，以行政手段刺激经济，通过政府项目“制造”就业。新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出现了。甚至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变化中，福利社会理念的出现，隐隐约约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影子。

　　二看看民主发展之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和全局的重大问题。今天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发展很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民主政治制度，经常受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攻讦。“少知而迷、无知而乱”，作为以“民主”命名、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党派，我们怎样正确认识民主、怎样正确评价民主政治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是相当艰苦，需要很长时间。“实际上在民主的漫长历史中它有着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内涵，即使今天在不同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对它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出现过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各种模式都有成功，也有各自的不足乃至失败，方式不同、路径不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各自不同的理论是在不同时期、为解决不同国家的具体问题应运而生的，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简单地奉为圭臬。所谓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或是思想的懒惰、或是过于天真。

　　中国有学者（杨光斌）提出，民主是一种调整根本利益的政体，其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冲突性。因为民主制是大多数人参与甚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现条件比其他政体要多要高，其中最关键的是同质性条件（三要素）：一是国家的认同，特别后发国家往往是多民族的，必须有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二是政治观念的认同，即政治信仰基本一致，否则在一个分裂型社会搞“党争”民主是很有破坏性的；三是平等的社会结构。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要一步步地前进，适合中国的实际。雷老就曾说过：民主就是以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为要求，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为根据。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语境下，民主首先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运行方式，而不是哪一种学术概念和政治想象乃至幻象；其次是一种有效的理性决策，才能保障人民在民主制度下受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从现实的眼光看中国民主的实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巨大的人口中半数在农村，所以生存与脱贫是放在第一的。从文化的视角看中国民主的实现，政治因文化而异，中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文明的载体和代表，具有高度多样性，治国之术也是源远流长。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民主的实现，会越来越具有问责性、代表性、透明性，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民主”在哪里？法治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形式，是民主的根本保障形式；分权本身也是一种民主形式，是权力更合理化，这两者可说是“基础性民主”。不能天真地相信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推广民主时，把民主极端地简单化为竞争式选举民主。确实，今天的西方国家政治相对稳定，那离不开宪法政治和社会福利制度；政治清廉也离不开阳光法治和相对完善的行政体制；经济发达的原因就更复杂，如先发优势、市场经济、产权保护、殖民掠夺等，而不能简单归功于选举式民主。

　　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的调整和创新，把“协商民主”纳入决策程序，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着高层的决策权，就是“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回应广大群众需求。任何时期，矛盾与分歧总是存在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是要使争论和冲突进入良性的轨道，通过对话协商来求同存异。“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胡鞍钢）。

　　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中共不仅缔造了新中国，而且一直是全球最大、行动力最强的政治组织，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具有联系群众的能力、自我修正和改革的能力。辛亥革命后，借西方经验或挟封建余毒运行的一党专政，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中华文化不主张内耗，中国国情不容许独裁，有核心才不会一盘散沙，集众力才能成就大业。历史在试错中认清道路，人民在抉择中把握命运，中共体制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从中国古代的孔子，到今天西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为绝大多数民众谋求福祉”是一个好执政党、好政府的根本标准。

　　能够把国内各种力量有序“组织起来”，而不是无序“竞争起来”，正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为世界民主提供了不一样的样本。近年来，相较于西方民主的失灵、式微乱象，中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则蓬勃发展，国外很多学者也认为“中国式民主”、协商民主、“治理驱动的民主化”比西方“议会民主”模式更具优越性。当年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时就承认，“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福山也已不再唱“民主至上论”，提出“21世纪国家竞赛的主轴是治理能力建设”，“没有优质国家，就没有优质民主”。随着中国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水平，已经成为“真民主”“好民主”的重要内涵，也必将成为越来越被认可的重要指标。融汇古今也好、中西合璧也好，适合于当今中国的，不是哪朝方案、不是哪国方案，它既不会从天降、也没有“飞来峰”，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也只有“中国方案”。

　　总之，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是数代中国人付出巨大牺牲和努力一层层打造、夯实的，它经历的每一次风雨都提升了它的成熟度，强化了它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日益繁茂，既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也绝不邯郸学步、照搬照抄，制度的原生性与自适应性，让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屹立于世界民主政治之林。

　　（三）价值认同。价值属于文化和精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所归。”

　　西方学者亨廷顿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二是反西方化，用本土化继续引领现代化”。当现代化取得初步成功，这个民族就建立起一定的民族自信和自尊，开始反思西方化的正当性和本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而且当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到了一定程度后，传统的道德就会解体，新的社会危机出现，所以后发展民族必须回到传统，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资源里汲取营养，解决当代人的心理失衡和人际关系失衡的问题。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代表约翰·密尔（1806-1873）在他著名的《代议制政府》一书中（那是在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蓬勃展开，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掌握政治权力、改革议会时）关于政治制度提出了三个条件（即政府形式选择的合理性），一是社会条件，即人民乐意接受（能按人民意愿作为使其达所需、使其可持续）；二是历史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适应；三是民族性格条件。并强调代议制需要社会的成熟度，政府要承担教育（培养公共精神和发展才智）的作用，提出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举。今天读来，仍可以给我们启发。

　　再引用一位在西方世界声名显赫的、美国本土的，集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威尔·杜兰特夫人的话，她花了50年时间所著的巅峰之作《世界文明史》，被举世公认为传世经典，她认为东方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源头和基石。书中尤其惊叹中国文明绵延不绝，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的精力充沛，那样的聪慧，那样的能适应环境，那样的能抵抗疾病，那样的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的在历史的熏陶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这个拥有如此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加上现代工业的设备，我们很难料想出可能产生的那种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很可能将会比美国更富有，很可能将会与古代的中国一样，在繁荣和艺术生活方面，居于领导世界的地位。”

　　六十多年前，爱国民主人士、也是民盟的先辈梁漱溟曾问：“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中国共产党在成立95周年的时候，作出了响亮的回答，即我们有三大历史性贡献、实现了三大飞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西方民主的本质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也是民进的优良传统。今日我们坚持推进的中国民主政治，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制度还需要完善，改革要坚持推进，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改弦易张”的理由。中国正在全面崛起，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但它所经历的一切构成了这个世界几百年来最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运动。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1927-2013）有一个观点，他说不应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的制度形式，而是一种普通人的精神现象，或者说心理状态。对于民进而言，价值观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民进的价值认同就是认可民进的会章、政治立场和优良传统，从内心深处认同参加民进是为了加入一个“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在参与中更好实现自身价值。价值认同体现了民进人共同的价值取向，是民进能够有所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民进的主界别是教育、文化、出版，都和人的精神、心理建设息息相关。民进会员要在本职工作中把感染人、启发人、影响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责任，为国家和人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各种思想交流、交融、交锋空前激烈。在这样一个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大变革时代，各种不同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浮出水面实属必然，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观多元，民进身处时代大潮中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根据会中央宣传部的问卷调查，新时期下的民进会员，更强调作为主体的个人价值，包括物质、精神和自我发展方面的要求的实现，要求更加趋于务实。同时也表现出民进会员的政治责任感、组织归属感，以及力求在诸多矛盾中寻得最佳平衡点的愿望。但是，价值观的迷失在一些会员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例如近年，会内出现了个别违纪违法的会员，在他们担任的本职工作或社会兼职中触犯了法律，造成恶劣后果。价值认同是参政党进步性和团结性的粘合剂，是民进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动力。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以历史自觉的精神，将“文化自信”写进“中国方案”。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追求和力量源泉。政治改革与道德进步、文化提高是不可偏废的，其中，教育对安定社会、缓和社会矛盾有基础性的作用。民进全会也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也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会的精神力量。民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这是民进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并在一代又一代民进人的自觉弘扬、躬身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面对时代召唤，民进全会要时刻不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把“立会为公”的情怀，落实在“参政为民”的实践中，把对民进组织上的归属，转化为对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共识；把履职的过程作为我们认识国情、认同政治制度、增强政党意识、体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使民进的光荣传统体现出新时代的意义。

　　增进价值认同的核心是做好思想立场的政治交接。做好政治交接是保持高素质参政党进步性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需要。今明两年民进地方组织将陆续换届，到2017年会中央也将完成换届，换届不单纯是人事的交替，更是思想立场的政治交接，是对立会为公价值观的考验，是对学习实践活动成效的检验。各级组织要把继承和弘扬民进优良传统作为做好政治交接的核心和重点，通过换届把民进的组织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使民进的事业能够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让我们按照“三个认同”的要求，不忘初心，面向未来，在正道上行，一起书写民进光辉历史的新篇章！

作者：严隽琪　　　　　责任编辑：杨宗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