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

甄华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昆明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听老一辈人讲起曾经的艰苦岁月，犹如天方夜谭，无法相信。

我生在农村，长在城市，对故乡玉溪和五岁后一直生活的昆明市的农村有一些了解。

1954年和1955年，我随母亲两次回过玉溪。其间，曾和表兄表弟们在三姨家的田埂上支起小锅，煮过现摘的青蚕豆吃，也曾在一家翻身农民家里吃过女主人用当年的新麦面煮的面耳朵（1）。青蚕豆的清香，面耳朵的鲜甜至今难忘。街子天市场上摆满了丰收的粮食和各种各样鲜活的农副产品。熙来攘往的人流，翻身农民因为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有了生产自主权而发自内心、洋溢在脸上的幸福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互助组、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村发生着急速的变化。城里的小学生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也曾在校园里建“小高炉”炼过 “铁”，为“钢铁元帅升帐”挑过砖，抬过瓦。通过勤工俭学活动，以全市少先队员的名义向先锋公社捐献了两台“东方红”拖拉机。

从报纸上不断看到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好消息，让人兴奋得不得了。又听说人民公社成立了大食堂，吃饭不要钱，还产生了“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但是到了1961年却传来了家乡两位亲戚因饥饿患水肿病死了的消息。城市很快受到影响，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上级号召节约粮食上缴。这时我在昆七中读初二，学校食堂用蒸“神仙饭”和煮“连汤饭”的方法提高出饭率，结果造成学生营养严重不良，几十个同学患了水肿病，靠着市人委发的康复饼（米糠加红糖做成的饼）、小球藻和特供面粉才恢复了健康。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又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1962年“七千人大会”左的错误主张和 “共产风”、“一平二调”得到纠正，农村情况大为好转。城市重新有了副食供应，优先向学生供应了一些油、糖都比较充足的糕点如金钱酥、洒琪玛等。饭店里也有了荤菜。我的一位表姐夫在调整当中从昆明开关厂回玉溪农村务农，带头成立公社建筑队，有了一些钱，来到昆明，请我们全家到福顺居美美地吃了一顿鸡鸭鱼肉，让困了两三年的我们解了一次馋。

比较直接地了解农村是1963年9月我到昆师读书以后的事。

这时，城乡群众的生活都有了改善，农村的饥饿也没有了，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供应也有了保障。每人每月有 100克 菜油， 200克 猪肉（回族是牛肉），还发了糖票、糕点票、豆腐票、干菜票等各种票证，逢年过节还有禽、蛋、鱼、花生等供应。布票、线票也多了一点。农村大食堂早已解散。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的口粮有所增加。允许社员养鸡、养猪，生产队有了菜地，能给社员分菜，条件好的生产队还能给社员分点黄豆，让社员有豆腐吃。这样，掺点瓜菜就能填饱肚子了。有的地方社员有小块自留地，种点包谷、烤烟，社员养猪、养鸡就有了饲料，也能抽上老板烟（2），有点盐巴辣子钱。

但农村生活仍然比较贫困，社员收入少，粮食也还是紧张。

昆师三年，我先后到过上庄、北仓、蒜村和滇池边的金牌村劳动，还在北仓办过夜校，毕业实习也在北仓。每次到农村，吃、住都在贫下中农家里。北仓条件比较好，吃大米饭，每顿都有两样蔬菜和一样咸菜，下午劳动间歇，大队还为我们准备晌午。有糯米饭、豌豆粉、还有香喷喷的老腊肉。社员家里就难得有肉了，哪怕是老腊肉。金牌村产稻米，又可下滇池捕鱼，条件也比较好。记得劳动当中我感冒发烧，我在的那家社员还为我做了豆腐。蒜村属半山区，山地多，稻米少，包谷多。我们在社员家里吃的就是净包谷饭，苦菜没有油炒，就用清水煮，再把干辣椒放在灶洞里烧糊用手捏碎放点盐、加上点煮苦菜的水就是蘸苦菜吃的蘸水。几乎顿顿吃这一样菜。

当时的农村，社员要吃肉必须自己养猪。省下点口粮、自留地种点包谷、小孩每天去找点猪草，猪的饲料就有了。养一头猪必须交半头到食品站，自己吃半头。通常是春节前杀猪，过年吃一点，剩下的腌起来，时不时能吃点腊肉解解馋，

农村的住房用土坯砌墙的是多数。一般只对内墙进行粉刷。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才对外墙进行粉刷。更有少数人家为了省工，采用干打垒的方式筑墙。屋顶则有瓦房和草房两种。社员的住房没有砖房，也少见楼房。除非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

村子里的学校几乎都是寺庙。

深入了解农村是在我到呈贡农村工作之后。

在呈贡的十四年，我先后在过石城（属海晏校区）、大河、吴家营和呈贡二中等几所学校。多数农忙假我都在公社里协助办公室主任办《春耕战报》或《三秋战报》。先是在大渔，后是在关家营。来往于大队和各生产队之间，还参加大队、生产队的一些会议。平时我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也有交往，和学生、学生家长也比较谈得来，所以对农村情况和社员生活也就有更多的了解。

石城村属半山区，水田产稻谷、小麦、油菜和蚕豆，山地产包谷，还种一点烤烟。村里有一个酒坊，一个烤棚。经济来源单一，集体收入低。每10分工分分值只有4角左右。只有地、富、反、坏、右之外的男劳力一天才能记10个工分。按每年3000工分算一个强劳力一年也只有120多元的收入。粮食按“三七开”分配，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这样一来，劳动力多的人家不够吃，只好“瓜菜代”，“平时吃稀，忙时吃干”了。小孩多的人家反而吃不完，可以拿到 “黑市”上卖，卖得的钱再来交口粮钱。石城的人均口粮是每人每年 150千克 左右原粮。加工后可得 100千克 左右净粮。口粮当中，蚕豆、包谷占了很大的比例，平时吃的当然是杂粮多于米饭了。

大河原是水田，粮食产量也比较高，加上渔业生产和加工粉丝等副业收入，集体收入高于石城，每10 分工分分值可以到6——7角，人均口粮也高于石城。在落实人民公社 60条以后已基本没有缺粮的情况。

吴家营比石城、大河要更好一些，粮食之外盛产水果。4个生产队都有榨菜籽油的油坊。吴家营出产的耐火泥供应着省内许多冶金单位，集体收入、社员收入和口粮都高于石城、大河。

当时，呈贡最好的是“金斗南”、 “银梅子”。10分工分的分值曾达到1元5角以上，一个强劳动力年收入可达到450元以上。至于七甸和马金铺等山区生产队生活就比较困难，马金铺盛产水果——宝珠梨的几个生产队情况好一些。尤其是缺现金，供孩子读书困难大。

农民生活中最缺的还是副食品。自己养鸡可以有一点鸡、蛋，但除非妇女坐月子等特殊情况，一般都舍不得吃。孩子读书、家人生病、全家衣服、日常用品、盐巴辣子都指望着拿鸡和蛋去卖了换钱。要吃猪肉就只有省下口，加上小孩找来的 “猪草”，自己养猪。直到改革开放取消粮油统购统销，副食品放开供应之前，农民都是养一头猪自己只得一半。遇到娶媳妇、嫁女儿，就必须养两头猪，交一头到食品站，才能杀剩下的一头来办喜事。那时的婚宴都是猪八碗加小菜。呈贡条件好，有点鸡蛋和鱼。农村的客人提着米来，非农村户口的客人要交粮票。

穿衣穿鞋要靠布票、线票买布、买线来做。布票发得最多的一年是1人1丈7尺多，够做一套大人的外衣，最少的一年只有1尺7寸，勉强够缝一条汗裤。对农民来说，穿袜子的很少见。穿不起毛料，化纤多是进口，如日本的“快巴”，比棉布贵很多，当然也穿不起。1970年代，有了国产的涤纶，一种毛蓝（阴丹蓝）涤卡缝成的“四吊包”男装上衣（上衣有4个口袋），因为色泽鲜艳不掉色，耐穿，式样与当时最时髦的军装相同而成为呈贡一带新郎的结婚礼服。“毛蓝”也因此被称为“姑爷蓝”（新郎叫新姑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被认为是艰苦朴素优的良传统。穿补丁衣服是光荣的，衣服没有补丁是不正常的。记得吴家营公社楼上住着两位姑娘，用两部缝纫机为公社干部、学校老师和其它企事业单位人员补衣服，补得最多的是双膝和臀部。因为对称，倒也不失为一种美。领工资的人都还这样，农民的穿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四季衣裳”（能按四季穿衣）是当时城乡女青年找对象的理想条件。在农村，能达到这样条件的人家实属少之又少。因为这些都要凭票，并且“三转一响”的票不是每家每年都有。

农民难得出远门。乘长途车和住宿都要凭大队盖公章的证明。农民一般只是赶赶街，走走亲戚，多半是步行。年轻人条件好的有辆自行车，就令人羡慕不已。人多路远时就坐马车或拖拉机。呈贡县只有县革委有一辆老式帆布蓬的北京吉普，笔者有幸因公坐过两次，又闷又颠，难坐死了。

1980年我调到官渡区大板桥，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爱人和儿子属农业户口，也承包了一亩三分田。大板桥有田也有山地。据《大板桥村志》（2011年云南科技出版社）记载，三年困难时期也因为饥饿而出现过大量水肿病人，饥饿加上超强劳动，导致许多妇女过早绝经，出现不育和子宫脱垂。1979年我初到大板桥，吃的还是包谷、大米两掺饭。1980年以后开始吃净大米饭。随后粮、油、肉、蛋等敞开供应，农民的公粮交得越来越少，最后，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终于永不再交。农民也有了身份证，无论到全国哪个地方，都不需要再到生产队、大队打证明了。

大板桥也和全国农村一样有了专业户、个体户。队办企业也承包给了个人。勤劳致富受到鼓励，一批村里的能人成了“万元户”。那时，“万元”在老百姓眼中是个天文数字。大板桥的交通运输业、建材业在全市全省出了名。一些中断了几十年的传统行业重新焕发生机。万元户发展成了十几万元户、几十万户、百万元户甚至千万元户。

1980年代开始，昆明郊区我所熟悉的几个村子，农民的吃、穿、住、行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

吃饱早已不成问题，于是人们开始要求吃好，讲究营养和科学饮食。到了1990年代，大多数人家是荤菜天天有，鸡、鸭、鱼、牛、羊肉成了农家餐桌上的寻常菜品。21世纪海鲜、山珍也开始上了农村婚宴的席面。多数年轻人平时没有一两个晕菜吃不下饭。人们吃肉要吃瘦的，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要买肥一点的要到食品站拉关系走后门了。

“四季衣裳”成了人们穿衣的最低标准。今天的农村，人们常年有几套甚至十几套衣服也很平常。衣料讲究无害，要棉、毛、麻、丝；冬天要轻、软、暖，夏天要轻、薄、凉爽。无论那个季节，条件好的还要讲究款式。年轻人还讲究品牌和个性化。越来越多的女性戴上了高档戒指、手镯、项练和耳环，穿婚纱、照数千元甚至万元的婚纱套相也成了农村婚礼的必有节目。衣、帽、鞋（靴）、袜也与城里人完全一样。如果不开口讲话，已经无法区分农村人和城里人了。

30多年的时间里，村民的住房经历了多次变化，从土坯房、茅草房、瓦房到砖房，从平房到楼房，从砖混结构到框架结构，再到贴瓷砖、铺木地板或地砖，有客厅、有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太阳能热水器，水电齐全的楼房，一户一幢，一幢多层，一层1－2单元。有车的人家都在一楼留有车库。我所熟悉的北仓、上庄、右营、蒜村、石城、大板桥都是这样。原属呈贡县大渔乡的大湾、大河等村子已划入滇池旅游渡假区，面临更大变化。而吴家营办事处的各个村，已经变成 “呈贡新城”或大学城的一部份，变化之大，让我这个对吴家营原本十分熟悉的人完全找不到这些村子的位置。村民们也都住进了跟市区新建小区一样的回迁房。在城中村的改造和新农村的建设中，村中道路实现了硬化。铺了水泥或沥青路面。从此，农村告别了泥泞。每一个村都有了多个小公园、小广场，供村民象市区的人一样休闲、娱乐和健身。有的村，比如大板桥还建起了象模象样的大舞台和与之配套、能容纳千人的广场，逢年过节都有滇剧、花灯和歌舞演出。“三转一响”已经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代替，电视达到了普及并且绝大多数是彩电，只是有尺寸大小的区别。洗衣机家家都有，大多数是全自动。有电冰箱的人家越来越多。这新“三大件”加上轿车甚至越野车、电脑，成了许多人家女儿出嫁时的嫁妆。过去在城里都十分稀罕的住宅电话早已在农村普及并很快又被年轻人几乎人手一部、老年人使用也越来越普遍的手机代替。随后又逐渐被功能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取代。数码相机、摄像机在农民当中随处可见。村民小组办公都实现了网络化。

村民人均年收入较改革开放前普遍翻了几十倍。大板桥连续多年人均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北仓地区仅股份制合作社分红各组人均就在2000——30000元不等。右营股份制分红人均也在3000——10000元。此外，农民还有租车、租房和个体经营收入。相对差一点的蒜村，股份制分红也在数千元。昆明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已经实现全覆盖。大板桥等地还办起了面向55岁以上孤寡老人的爱心食堂。

过去只能步行、骑自行车或坐马车、拖拉机出行的农民，如今也有了自己的私家车。北仓每家至少有1辆轿车，多的有2－3辆。全村共有奥迪30多辆，长安QQ全部被淘汰。右营每家至少也有一辆轿车，其中 不乏奔驰、宝马、路虎等名车。大板桥轿车也在百辆以上。大河一村就有私家车600多辆，吴家营的私家车了也不比大河少，石城私家车也在200辆以上。

有车、有钱、有时间，外出旅游也就成了村民生活的重要内容。或自驾、或乘火车、飞机、轮船；游完省内游省外、游完国内游港、澳、台，再奔东南亚、韩国、日本，然后是俄罗斯、东欧、北欧、澳洲、北美、非洲、中东……

昆明市早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村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不但免学费，国家还提供免费教科书。

这些变化对于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当然，目前昆明农村仍有些比较贫穷甚至相当贫穷的地方。由于交通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小哨的金钟山、大板桥的楞口、野毛冲，寻甸、禄劝、东川、晋宁等地的少数山区还做不到天天有肉吃，住房条件还比较差，没有“四季衣裳”，电视机、电话还没有普及，洗衣机、电冰箱还属于奢侈品……但农民温饱无忧，补丁衣服也难以见到了。并且在各级政府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下，山区经济加速发展，农民生活不断改善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昆明的城乡差别在不断缩小，农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注：

（1）    新面：当年收获的新麦磨的面。面耳朵：面片、面汤。

（2）    老板烟：土烟。采下烟叶，不进烤棚，直接晒干，卷成的烟卷。

（3）    上衣口袋有4个盖的男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