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5000多年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这表明：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应走入历史纵深，深入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土壤。

　　“百家争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

　　习近平同志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法两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术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准确概括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及其时代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诸子百家的“家”，就是指形成了学派，有理论、宗旨和传承。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号称“百家”。“百家争鸣”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迸发出耀眼光芒。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士”这个阶层特别活跃，他们大多积极参与和影响政治，也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士”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使“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解生民于倒悬，重建社会秩序。“士”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因为当时各方诸侯都在互相比拼，需要内政外交各方面懂行的人来辅助，而士人正是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作为士人代表的诸子百家，于是竞相登场，各展所长。

　　就哲学思想而言，儒道两家各有侧重。孔子重视“仁”的思想，“仁”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君子的人生价值正在此。老子哲学则不然，“天道”受赞扬，“人道”遭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人道”当效法“天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就政治主张而言，儒墨两家都倡导贤人政治。在贤人的来源方面，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认为选拔官员要以德能为标准，哪怕地位低微，只要有德有能，就应选拔上来，委以官职，这样才能做到公道正派。在贤人的待遇方面，墨子主张“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也就是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营造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这些选人用人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就自然科学而言，先秦诸子中研究最广泛、最深入的是墨家。墨子及其后学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建立了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自然科学，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科学家和能工巧匠的创新思路，是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的一朵奇葩。

　　正如庄子所说，诸子百家的观点都体现了“道术”即宇宙真理的某一方面。虽然各家各派立论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对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以诸子百家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劲生命力，始终以开放姿态吸取各种养分，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关于这一点，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是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近代，中华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共同的政治信念，极大地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它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期，比如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都处于比中原汉族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以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地域文化也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